一、幼年苦读
李建勋先生字湘宸，1884年4月11日出生在直隶省清丰县(今属河南省)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全家八口人，只有薄田三亩半。父亲是一个老实而又倔强的农民，常年种地，农闲时做些小买卖来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母亲善良而勤劳，终日纺线织布以助家用。所以他的童年是在贫寒中度过的。八岁的那年，为了生活，他便到作坊去给人家踩面筋，还得帮助父亲做些耕种活计。这样，他从小就养成了勤劳耐苦的好习惯。
1893年，他的父母为了将来能改变他家中贫苦的状况，决定自己宁可省吃俭用，也要设法供他读书。后来，由他的叔叔介绍免费进了私塾。经过五位塾师的教导，历时十年，他读了四书、五经及唐诗、八股文章等。十四岁考取秀才。以后清朝废科举，兴学校，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大名中学。因能刻苦攻读，四年学业两年就完成了。1905年又被选入直隶(今河北省)高等学堂学习，后来又转入天津北洋大学师范班学习。
二、留学日本，宣传革命
1908年，先生在北洋大学毕业后，由直隶提学使司派往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理化。当时，他们那批留学生是与日本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的。他们都有民族自尊心。日本学生讽刺他们为“东亚病夫”，他们就更加紧锻炼身体。有一次，先生参加日本的相扑，他一人竟战胜了七八个日本人，最后由于精疲力尽，才被一个强悍者击败。当时他还写过一首诗：“乌云弥漫神州天，东亚睡狮岂永眠!但愿同胞登福地，莫让他人着先鞭”。在学习上，他们各科成绩，都优于日本学生。有的日本学生，还向他们借笔记。
他热爱祖国，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短短几十年就强盛起来；而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跟帝国主义订了许多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使他万分愤慨。
辛亥革命的火焰熊熊燃起，先生毅然回国，参加革命。回国后，先后奔走了十几个县，宣传革命道理，抨击清廷的腐败无能，控诉帝国主义侵略，唤起广大民众的觉悟。他还劝说一些议员以地方钱粮留作兴办团练之用，藉保卫地方之名，以培养革命实力。当时，他的这些主张，几乎无人敢听，更无人敢支援!他不顾家人和亲友劝阻，仍深入各地乡镇进行宣传活动，并鼓吹兴办团练是救国之道，遭到清朝官吏的疑忌，致下令通缉。
不久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他也获得了自由。他当时的行动对革命虽无显著的贡献，但由于深入群众，对劳动人民身受几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疾苦是有所了解的，要革命的思想已深深地扎入他的脑海之中。他当时原准备整装东渡，将学业完成，由于双亲的苦苦相留，便决定先就地教书一年(1911年)，稍事安排，使家中不致无隔夜之粮，然后再去日本。于1915年完成了学业回国。
三、直隶视学
1915年至1917年，先生任直隶省视学，时常视察各级各类学校。当时有些校长缺乏领导才能，只知逢迎上司，以巩固其地位；只知索取经费，对学生的情况漠不关心。有些教员既无足够的学识，又不认真教学，课程不按计划进行。有的不到学期终了，课倒早授完了；也有的到学期终了，课程还没有授完。先生以教育事业为重，大胆地撤换了五名校长、二十多名教职员。被撤换的人当中，有他的同学，有教育厅长的亲属等。由于他不讲私情，使当时学风为之一振。1916年，清丰、武邑等县的劣绅反对新学制，兴风作浪，博野县又有些土豪劣绅把持学校经费及基金，从中渔利。当局派他去处理，因为他年富力强，胆略兼备，又有新旧学识的基础，他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揭露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一方面动员教员群众起来斗争。劣绅们见无机可乘，只得宣告屈服。在这一段视学工作中，他深深体会到了教育工作的意义，学校可以培养造就人才，于是在他心里便种下了教育救国思想的种子。
四、两次留美考察教育
1917年，由于天津严范孙先生推荐，先生得到公费去美国留学的机会。赴美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研究教育行政、教育统计和学务调查。他看到美国教育事业发达，能够比较自由地发挥才能，学校设备完善，注意培养专业人才。图书馆林立，便利大众阅读。比起当时的中国来，学习环境确实优良得多。他勤奋学习，于1918年及1919年，先后获得理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1920年后半年，在美国调查各类学校、各级教育和各种类型的教育行政组织。
1921年，先生回国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育系教授兼教育研究科主任。当时的教育研究科收高师本科毕业生，学习二年，毕业后称学士。第一期毕业于1922年2月1日，该校授学位从此开始。北京高师为造就中等学校教员、教育行政人员和教育学术专才的中心。先生专长教育，以能在该校服务为荣。他对学校极端爱护，凡能促进其发展的无不竭力提倡，凡有妨害存在的则坚决斗争。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召开行政会议时，他曾提议将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大学，获得通过。这样，就巩固了高等师范教育在学制上的地位。
1922年，先生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当时的教育部接受了北京各院校的提议，将各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分给各院校以补助教育经费之不足。师大学生得以不缴学费，还由学校供给伙食，需款较多，但庚子赔款的分配很不公平。先生曾联合师大教授多人，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据理力争，虽然表面上获得胜利，实际上却得罪了反动政府，给师大播下了被取消的种子。不久，教育部长汤尔和就派人到学校来查帐。据说，当时有一种陋规，即学校经费存款的利息，可归校长私有。来人首先查看学校经费存款的利息是怎样处理的。原来先生早已将这些钱交给总务处，作为补助学生伙食费之用。来人见无弊可查，也就不辞而别。当时师生们说：“先生应得的还不取，岂能账目不清，侵吞公款吗”?
1923年，先生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出席旧金山世界教育会议的代表，会后，再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集中精力完成其博士论文。时值军阀混战，岁无宁日，学费来源濒于断绝。先生在国外勤工俭学，艰苦度日。美国学校当局出资援助，教会神父主动支援，他均不接受，宁愿忍饥耐寒，坚持学习，也决不给中国人民丢脸。因此有人说：“李建勋是中国的硬汉子，可敬!”先生学业完成后，正欲启程归国，又由教育部派为考察欧美教育专员，任务完成后，便取道欧洲返回祖国。
先生回国后，历任大学教授、系主任、教育学院院长、教育研究所所长等职。为了培养合格的教育工作者，改革教育制度及方法，费尽心血。他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学生严格要求，又能处处以身作则。尤其爱护学业优良、思想进步的学生。抗日战争时期，在城固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时，曾多次同国民党特务分子作坚决的斗争，以维护进步学生的安全。当有进步学生被捕，他总要出面保释。所以全国解放后，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先生曾对我说：“李湘宸先生是中间偏左的教授，他的研究所是西北师范学院共产党的大本营”。
五、坚持抗日 遭受迫害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相继沦陷。“七七事变”，北京又行资敌。当时师大有人时常来家造访，邀请他出来维持社会治安。先生于拒绝后就住进法国医院躲避。在敌人进一步威胁利诱的情况下，先生大义凛然，始终不屈服。先去天津暂避，后来又多方设法逃出虎口，来到西安进西北联大任教。
西安为交通要道，当时进步青年前往陕北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大都要经过西安。国民党生怕学生和教师到陕北参加革命，急急忙忙把学校迁到陕南城固，先生亦随同前往。即使如此，还有特务对他进行监视。先生反对国民党闹磨擦、打内战。常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民党对先生的这种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正义主张，早就怀恨在心。加之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复校运动奔走呼号。经过多次谈判斗争，北京才得成立一个师范学院。这样，先生就更加得罪了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指示北平师范学院院长不准任用李建勋为教育系主任。他遂受到排挤和歧视，成了“游击教授”。一学期在北京师大教书，一学期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讲课。1948年夏，应四川大学的邀请，去川大讲学。继又去川东教育学院授课，往返流动达数年之久。
解放后，先生应平原省主席晁哲甫的邀请，为桑梓服务，任平原省文化委员及平原师范学院教授。1953年，平原省撤销，他任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1954年，他担任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1958年退休。1976年2月8日，因病与世长辞，终年九十二岁。
先生一生著作甚丰，其中主要有：
1《美国民治下的省教育行政》(英文版，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天津市小学教育的研究》(与周学章合著，1934年北京文化学社出版)；
3《战时与战后教育》(与许椿生合著，1942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研究所出版)；
4《师范学校教育行政教材教法研究》(与韩遂愚合著，1945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研究所出版)；
5《师范学校教育行政课本》(与常道直、韩遂愚合著，1948年中华书局出版)。 其他论文散见于《师大教育丛刊》、《师大月刊》、《教育杂志》、《教育通讯》、《高等教育季刊》等杂志。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十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