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职业教育家费起鹤

2015-08-28 16:20 京教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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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起鹤先生(1879—1953),字云皋,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实践家和先驱者之一,北京著名的教育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在欧伯林学院和耶鲁大学研究院主修教育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他创办了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财会、统计、商业管理和英语人才。他一生清廉俭朴,热爱祖国。晚年同情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

一       

1879年(光绪五年),费起鹤诞生在直隶省通州(现北京市通州区)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幼年的费起鹤不能进学堂念书。为了温饱,他经常帮助母亲做些家务和农田劳动。据他的四女儿费弟雅回忆说:“1928年在通县,有一天,爸爸指着坐落在一个堆满垃圾的大坑边上的几间破屋说,这就是他小时候的住处。爸爸还说,他冬天经常到大坑里寻找人家吃大蒜扔掉的‘蒜辫子’,拿回家给母亲,煮了供全家人充饥。”每年寒冬,费起鹤还经常到村外的小河沟里打捞飘落的树叶,晒干后供母亲烧饭取暖。    

费起鹤自幼聪明过人,求知的欲望与好奇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强烈。9岁那年,他听说美国教会在附近学校开设了文化班,听课者还可以免费获得一份午餐——窝窝头,便兴冲冲地赶到离家五里地的教会所在地,每天去听文化知识课,使自己的视野大为扩展。他白天听课,课后干家务劳动;晚上复习功课,持之以恒。有时碰到雨雪天气,他的破棉鞋湿透了,脚也冻僵了,但仍然坚持上课。天长日久,他的刻苦求学精神被传教士发现,于是,传教士资助他进入通州潞河书院读书。    

潞河书院是美国基督教会于1867年(同治六年)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改为协和书院(燕京大学前身),以后又改为潞河中学。19世纪末,各国列强侵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因此,外国教会在华传教困难重重。当时基督教的信教者多属寒门。费起鹤在这个背景下跨进了教会学校大门。费起鹤入校后在课堂上专心致志地学习文化,课后又刻苦复习,因而各科考试年年名列前茅。从1888年到1893年,他在潞河书院修完小学课程后,继续攻读中学课程,并于1899年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潞河书院。这位学生中的佼佼者,深受美国传教士麦纳教授(Luella Miner)的赏识。她多次建议校方募捐资助费起鹤赴美留学深造。费起鹤中学毕业后,就仍留在潞河书院,一边学习,一边等待时机出国留学。 1901年暑假前夕,在学校教师会议上,麦纳教授重申前议,请校方资送费起鹤和应届最优秀的毕业生孔祥熙二人赴美进修。全体教师在审议时一致通过了麦纳的提议。1901年8月,费起鹤辞别了生活与学习了十三个春秋的潞河母校,同孔祥熙一起从天津港登上“多瑞克”号轮船,向大洋彼岸驶去。清政府在他的出国护照上写道: 费起鹤,无职衔品级,年22岁,身高5英尺11英寸,面深黄色,目下赴美读书,曾在中国北方学堂读书13年,住直隶省通州地方。 从此,费起鹤开始了留学生涯。    

1901年9月12日,费起鹤与孔祥熙在监护人麦纳的陪伴下,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不料,美国移民局以他们的护照不符合规定为理由而不许他们入境。麦纳试图带他们绕道加拿大进入美国,仍未能如愿。经过一番周折,在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帮助下,直到1903年1月3日,清政府重颁证明文件,费起鹤与孔祥熙才解决了入境求学问题。    

1903年6月,费起鹤与孔祥熙正式在欧伯林学院注册入学,费起鹤主修教育学,孔祥熙主修化学。费起鹤之所以选修教育学,是因为他在美国看到,中国与这个西方大国的国民教育水平差距实在悬殊。他认为,要拯救中国,要使中国繁荣昌盛,改变落后贫穷的面貌,必须从教育入手,提高整个国民教育水平,从而改善中华民族的素质。只有人民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才能不受外国欺侮。因此,他决心献身于祖国教育事业,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费起鹤在欧伯林学院过着清苦的学生生活,一心一意地攻读教育学。他的刻苦学习精神和优异成绩,多次受到校方的称赞和表扬。三年后,他与孔祥熙双双获得学士学位。1906年夏,他们又进入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费起鹤仍主修教育学,仅一年时间便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麦纳教授为这两位中国青年写了一部传记体著作,题为《华夏两英雄》(Two Heroes of Cathay),详尽地记述了费起鹤与孔祥熙如何从无知的幼童成长为学识渊博的学者的历程。    

1907年夏,费起鹤与孔祥熙一同返回祖国。孔祥熙去故乡山西太谷创办铭贤学校,28岁的费起鹤则在天津一所普通中学堂任监督,不久又应邀前往保定府,担任直隶省高等学堂的西学教务长。     1909年,已到而立之年的费起鹤与20岁的王玉荣结为伉俪。王玉荣善良贤慧,知书识礼,还弹得一手好琴。婚后主持家务,还随费起鹤学会了英语。他们夫妻二人同甘共苦,相敬如宾,白头偕老,共生育八个子女。王玉荣于1964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与先年离开人寰的费起鹤合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二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清王朝。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费起鹤为之欢欣鼓舞。    

早在辛亥革命前夜,费起鹤就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同仁中率先剪掉辫子,并把进步书刊秘密传播到自己的母校——协和书院,从而遭到当局的通缉。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费起鹤决心南下,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1912年初,他告别了妻子和相继来到世间的两个幼小的女儿——费艾丝和费路路,留下仅有的三块大洋给她们作为生活费,便奔赴南京参加了国民革命。他一度在南京临时政府中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供职。    

然而,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在资产阶级革命队伍里,他看到新权贵们并不忠实于孙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而是赤裸裸地趁机争权夺利。他失望不满,终于在当年秋天返回北京,重新埋头教育事业。    

1912年深秋时节,费起鹤担任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主管青年会国际教育事务。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位于东城米市大街,创办于1909年。它宣称以“人格救国”为目的,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原则,以培养青年人的“德。智、体、美”为宗旨。费起鹤担任副总干事期间,看到社会各行各业不仅需要科学技术方面的高级人才,更需要拥有专门技术知识的中等专业人才,因此萌发了创办职业学校的想法。经过一番筹备,他创办了育才学校,两年后改名为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以下简称“财商”),学制四年,主要为社会培训财会、英语、商业管理和统计等方面的专门人才。    

在学生的印象中,费起鹤校长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治学有方。据当年青年会的同事侯孚允先生回忆:“从1914年开始,北京财商的校址是在青年会楼内。后因学生越来越多,楼内容纳不下,就迁到当时青年会对面的无量大人胡同(现红星胡同)36号。那里校园敞大,学习环境良好。学校增聘了中外教师,扩大了师生队伍,开拓了毕业生的社会工作门路。”“我记得1938年秋季的一天上午,一位同学刚上完体育课,想轻松一下,就很自然地掏出一支香烟,刚得意地抽了两口,就看见对面走来了费校长,他知道费校长不准学生吸烟,就不由自主地迅速把燃着的香烟藏人自己的袖口内。这时,费校长已走到吸烟学生跟前,周围其他同学正在为吸烟的同学担心的时候,费校长却微笑地对吸烟的同学说:‘快把烟头拿出来吧,否则它会烧坏你的袖口,烧伤你的胳膊呢。’事后同学们都说:‘谁说我们费校长对学生太严厉,费校长太慈祥、太善良了。’这样爱护学生、关怀学生,我看也只有费校长。”    

费起鹤在北京担任财商校长长达二十多年,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贡献给了祖国的职业教育事业。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不仅主持教务和行政工作,还亲自参加英语教学。据他的大女儿费艾丝回忆:“当时爸爸的工作时间很长,上午8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晚7点到9点(在夜校讲授英语课),风雨无阻;他还经常陪外国教育家到各地参观、讲演,并担任翻译。由于工作长期紧张劳累,后来病倒了,休养一年后才完全康复。”    

费起鹤在财商是严于律己、“乃役于人”的典范,同时也是一位注重把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的教育家。他能审时度势,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安排课程,认真选聘任课教师,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和改进教学方法。因此,凡是财商培养的学生,常常不到毕业的期限,就被当时的一些公司、银行。邮局以及某些企事业单位招聘去了。据侯孚允先生回忆:“一班30名或50名学生,每到毕业的时候,就少了许多。无论是毕业学生还是那些没毕业就被招聘走的学生,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都是备受称道的。”    

费起鹤看到财商培养的学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和欢迎,更增加了他从事职业教育的决心和信心。他甘做园丁,培养桃李,决心为发展职业教育事业做更大的贡献。为了满足社会需求,他在1926年又为财商增设了许多课程,聘请了高资历的中外教师,使财商实际上成为一所独立的、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商学院。此外,他还开办了财商夜校,以培养更多在职的理财经商人才,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费起鹤一生在工作中,正直廉洁,不徇私情。他的一个亲戚贪污舞弊,他就毫不犹豫地将其开除。然而,旧社会复杂的人事纠葛,常常使这位学者防不胜防。财商的成就,也使他成为某些人嫉妒的对象,有人公开散布流言蜚语,有人暗中诋毁诬陷。1935年初,58岁的费起鹤终于被迫离开了他创办的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他在《悼爱犬》一诗中愤怒地写道:          

是我引粮入室,被小人暗算,        

我用一颗善良的。台招来大祸一场。        

我岂能容忍贪污受贿的人横行霸道,        

结果你却被恶狗咬死,我被坏人中伤。      

费起鹤离开财商后,便应老同学、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孔祥熙之邀,担任了实业部天津商品检验局局长,后任财政部赋税司司长等职。在学校为人师表的费起鹤并没有把商品检验局局长和赋税司司长的职务当作巧取豪夺的肥缺。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公务人员秉公办事,禁止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这出乎天津商人的意料之外,他们对费局长的廉洁作风大为感动。在费起鹤离任时,经营出口业务的棉商们敲锣打鼓来到他家,赠送了一块“嘉惠棉商”的大匾。其他商人也送了一块“依被苍生”的银盾,以示对他的崇敬之情。                                   

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费起鹤正任河北省印花烟酒税局局长。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后,建立了敌伪政权维持会。日伪当局派人到费起鹤家中,邀他参加伪政权,并许以高官厚禄。费起鹤当即严词拒绝,表示:“国难当头,作为炎黄子孙正是报效祖国的时候,岂能认贼作父!”    

费起鹤经常教育子女要有民族气节,做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做一个正直的人。 他最喜欢明朝于谦的一首咏石灰石的诗:“千凿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挥不怕,只留青白在人间。”他拒绝出任伯职后,便携家眷潜往天津英租界避难。日伪当局怒不可遏,立即查抄了费起鹤在北平的房产和全部家财,并宣布为“逆产”,予以没收。费起鹤同全家人蛰居在天津租界地,依靠朋友的帮助,过着窘迫的生活。日伪当局曾派人追至天津,对费起鹤继续劝降,并答应他只要肯出山从政,不仅可以发还他被查抄的全部财产和住房,还要给予高于局长的职位。费起鹤矢志不移,誓死不做亡国奴,义正词严地再次拒绝了日伪代表的劝降。    

费起鹤在天津英租界流亡了三年多,急切期望能到大后方投身抗战洪流。1941年春,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从天津经青岛逃出沦陷区,辗转香港抵达陪都重庆,担任了中央信托局人事处长。接着,他让妻子儿女也逃离沦陷区,举家迁来重庆。虽然离乡背井,但不当亡国奴,置身于全民抗战热流中的年逾花甲的费起鹤还是感到欣慰的。    

早在抗战前,费起鹤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已有认识。1936年,他的一个在北平贝满中学读书的女儿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费起鹤就为她选了一个揭露当局对儿童惨遭迫害不闻不问的题目去讲演,结果获得贝满校长的好评。在重庆期间,费起鹤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专与共产党为敌,政府要员不顾民间疾苦,大发国难财的无耻行径,深深感到失望。当时他并不了解共产主义,但对共产党人也绝不加害。他作为人事处长,是知道中央信托局里有秘密共产党员的,然而他从不查问此事,也不让手下的人追查。为此,一位在信托局工作的我地下党员,在全国解放后专门到北京费起鹤先生家里去看望他,称赞他的明智作风。    

费起鹤原住单身宿舍,举家迁渝后住家属宿舍,并未利用上层关系去住公馆别墅。据费起鹤的三女儿费克里回忆:“当时,日寇飞机经常入川轰炸山城。每次响起空袭警报时,父亲从不与政府要员乘小轿车疏散到郊外山区躲避,而是和广大职工一起进入城里的地下防空洞。他的清廉正直,勇敢超脱,与广大职工同甘共苦,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9月初举行受降仪式时,山城重庆所有的车船工厂的汽笛齐呜五分钟。费起鹤在胜利的笛声中百感交集,声泪俱下。他热烈欢呼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同时也为祖国的未来命运和前途担忧。他对身边的子女说:“抗战八年,国家遭到严重破坏,老百姓死伤无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个胜利来之不易。作为一个中国人,今后一定要努力为国为民,使国家富强起来。可惜国民党腐败,中国的前途未可预卜。”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66岁的费起鹤带着迷惘和忧心返回北平。尽管国民党接收大员期望他再度出山,但是他对国民党已经失望,便以年事已高为由谢绝了。    

费起鹤的二女儿费路路早在抗战时期就在我地下党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他从二女儿那里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逐渐同情和支持革命,拥护共产党。当时,费路路奉我地下党之命组织了安达公司,主要任务是把从张家口解放区运来的羊毛和皮革,换取部队急需的药品等国民党禁运物资,输送到解放区,以支持革命战争。费起鹤对安达公司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他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无偿地供给安达公司作办公室和堆放羊毛皮张的仓库。1946年底,安达公司暴露了,费路路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费起鹤又同妻子一起竭尽全力,帮助费路路安全转移到解放区。结果,他的房产又被国民党当局以“敌资”为理由强占。费起鹤对此毫不介意地说:“国家不争气,要房子何用?”    

1949年初春,北平和平解放了。费起鹤此时年已古稀,患有严重的冠心病,但他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新社会的到来。他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到他家借住,并为解放军提供一切方便;他还动员长子费宅仁夫妇参加革命部队,随军南下,鼓励他们为人民立功,为解放全中国做贡献。七旬老人的革命热情,使部队的干部战士十分感动。他们请费起鹤夫妇到部队驻地吃饭,称赞老人是拥军模范,还授予他一面锦旗。 新中国诞生后,费起鹤得到北京市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据费路路回忆:解放初期,北京市的领导许建国、刘仁等同志曾亲自来看望过父亲。他们走后,父亲对我们说:“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很谦虚,很有修养,谈话也很有见解。可惜我已年老多病,过去未能给共产党多出力,深感内疚。你们跟着共产党走是对的,这条路要一直走下去。”  费起鹤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探索真理,通过对国共两党的比较,最终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把中国引向繁荣富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使人生获得真正的价值。于是,他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两个儿子费近仁、费存仁,动员他们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在信中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国大有希望……但是,你们回来必须准备吃苦,经过一段艰苦努力,中国才能富强。”新中国在召唤,父亲在召唤,费近仁与费存仁冲破各种阻力,终于在1950年回到祖国,至今仍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效力。现在,他们分别在金融界和教育界担任研究员和教授。    

费起鹤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时期,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他作为天津仁立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和董事[注],毅然支持公司总经理为抗美援朝捐献一架战斗机的爱国行动(当时折合人民币15亿元,现为15万元)。费起鹤的行动,立即成为当时天津报纸的头条新闻。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亲自登门拜访费起鹤先生,请他在购买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债时带个头。费起鹤毫不犹豫地尽其全力,予以认购,受到有关部门的赞誉。    

费起鹤一生所走过的路,是爱国知识分子从教育救国转向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党的光明之路。1953年,费起鹤先生因冠心病逝世于北京,享年74岁。   

他去世后,不仅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他最小的女儿费乐瑞(美籍华人企业家)在海外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国内外的追悼会上,他的儿女们、亲友们,他一生辛勤培育的桃李,无不怀着万分崇敬和悲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他们的慈父,他们的良师益友——爱国的职业教育家费起鹤先生。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37辑,1989年出版)    

责任编辑:耿娟  作者:费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