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一些媒体的报道，会简单地以为印度充斥着暴力和强奸，只有去了那里实地观察，你才会认识一个真实的印度。”廖小涵用亲身体验来“辟谣”——她在中山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间隔年”计划。
那一次，她刚从国内飞到印度，就在机场结识了一位印度姐姐。
“她看我人生地不熟，那一天一直陪着我，去办义工注册，去找旅馆，还带我熟悉环境。我开始放下之前对印度各种不好的印象和恐惧，慢慢接受这里的温情。”她说。
在印度期间，廖小涵在当地的儿童之家与其他社会组织一起照顾残疾儿童，还在“垂死之家”接触了很多老人。她打算，做完今年8月里约奥运会志愿者后，正式结束自己的“间隔年”计划。接下来，她打算进入公益行业，她做义工是感受这个行业的开始。
廖小涵说出了自己参加“间隔年”的原因：“如果把择业比作结婚的话，我这一年就是在和它谈恋爱，看看是不是情投意合和两情相悦。”
那么，“间隔年”究竟是什么，在国外如何实施，这个项目是否适合中国本土环境？
“间隔年”为年轻人提供“放空”自我的机会
规划行程、筹集资金、买好机票、背上背包……在国外，年轻人参加“间隔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说，“间隔年”还是一个新鲜的选择。
“间隔年”（GapYear）是很多西方国家青年在升学或者是毕业后、工作之前，选择一次长期旅行，体验迥异社会环境下的生活方式，借此培养自己乐观的人生态度。
“中国间隔年计划”的发起人乔新宇有长期的海外生活经历。他认为，“间隔年”计划主要目的是让年轻人不要在社会大潮中随波逐流，而是尝试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论义工旅行，还是打工度假，或者在公益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年轻人都会有时间和空间安静地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然后再进入社会。
“‘间隔年’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西方发达国家非常普遍。”据乔新宇观察，一些发达国家“间隔年”参与的学生比例非常多，有的能达到20%~30%。
有媒体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曾为自己安排了“间隔年”。他先到伯利兹接受英国陆军的军事训练，随后到智利参与了当地扶贫的义工服务。当时，他清洗马桶的照片被世界各地的媒体转载。
据《“间隔年”：国外青年教育的新路径》一文介绍，“间隔年”按照其严密度可分为结构式“间隔年”和非结构式“间隔年”。结构式“间隔年”指有较严密的活动安排计划，可以是个人精心规划的、详细而周密的旅行计划或者是相关机构组织的项目。其活动一般包括培训、支教、海外社区服务、学术研究或环境工程等。非结构式“间隔年”指设定了一定的目标，但是没有非常详细的纲目，可依具体情况灵活确定具体的活动计划。
该文还提到，“间隔年”旅行为年轻人提供了一次“放空”自我、发现自我、调整自我，重新上路的机会。根据2004年的一份报告，英国每年大约有25万名青年参加“间隔年”旅行。在澳大利亚，选择参加“间隔年”活动的学生比例，由1974年的4%上升到2008年的15%～20%。
中国“间隔年”项目为年轻人打造开放平台
一头黑色长发、皮肤白皙、长相文静的广东女孩陈静雯，是一个闲不住的女孩，去年一个人骑行青藏线，今年又骑行了泰国和马来西亚。
“大二快毕业的时候，我就和父亲提出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参加‘间隔年’。”陈静雯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在这之前她已经写完计划，包括买好保险、不会去很危险的地方，“最终他还是同意了，条件就是所有的手续都得自己办理”。
眼前这位1995年出生的小姑娘做事情一点儿也不含糊，拿到了“中国间隔年计划”提供的5000元启动资金，在青海做过环保志愿者，在拉萨打工维持基本生活。
“父亲问我需不需要钱，我说不需要，但我向家人保证过通过打工实施‘间隔年’计划。”她说。
中国青基会的“中国间隔年计划”面向全国全日制本专科院校18~28周岁在校学生，提交资料并通过评选，既可提供一定额度的资助，帮助获奖者完成在国内或海外完成三个月到一年的“间隔年”计划。
该计划发起人乔新宇介绍，年轻人具体如何实施“间隔年”计划，没有统一的模板，只要学生优秀、方案靠谱、得到认可，就能审核通过。去年该项目的资助额度从5万元到5000元不等。
有人有疑问，资助的力度是不是太小？
“解决所有费用不太合适，主要考虑给年轻人助力，国外年轻人参加‘间隔年’需要自己筹集资金，比如向父母借钱、贷款和获得公益机构项目资助等。”乔新宇解释说。
该活动2015年3月启动时，一共有200多人报名，提交所有资料的人有130多人。通过选拔，有15人来北京参加面试，10人入围，其中有两个人中途退出。最终，8名年轻人受资助实施自己的“间隔年”计划。
“我们与‘中国间隔年计划’不太一样，从2011年开始做‘小鹰计划’的‘间隔年’活动，招募年轻人用一年的时间去农村扎扎实实做公益项目。”友成基金会“小鹰计划”项目总监李佳琛介绍。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公众推广部部长顾蒸蒸分析“间隔年”与其他公益活动的区别：“多数的公益项目是面向农村地区和贫困群体，以经济资助为主，而‘间隔年’项目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不管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的年轻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活动。”
在顾蒸蒸看来，“中国间隔年计划”一是目前传播的力度还不够大，去年参加计划申请的人数还是比较少；二是项目设计和资助模式还可以更加灵活，让更多的公众和企业能够参与进来；三是目前资助规模还比较小，传播力和影响力还不够，而资助规模扩大又是与基金的额度息息相关，需要开展募资工作。
“间隔年”项目在国内配套制度不足
作为西安工程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李玉镇参加了2015年“中国间隔年计划”。
“有的老师很支持，有的老师很不理解，一位老师就问我‘你觉得出去值吗？’”李玉镇心里明白，老师也是为他考虑，他向老师保证不会影响学习成绩。
他在“间隔年”期间并没有荒废学业，带着汉语教学现状的调研项目，去了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多所孔子学院。遇到不懂的专业问题，李玉镇通过微信远程请教老师。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所长邓希泉看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间隔年”概念在中国兴起是一种必然趋势，也是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
“绝大部分青年从小到大，一直到大学毕业，一般都是在成人意志安排下，循规蹈矩沿着既定路线在走。这种发展路径，有可能导致部分青年依赖性较强，社会适应性较弱。他们进入社会之后，碰到困难不太会处理，很容易与成人世界、同辈群体产生冲突。‘间隔年’的意义在于，让青年有一个机会摆脱既有环境，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为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不懈努力，并在这个过程中认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邓希泉分析。
不过，他也明确地指出，目前国内的配套制度不足，让“间隔年”的实施面临一些困难和风险。比如由于就业和升学的压力，让很多大学生不敢选择“间隔年”。年轻人在实施“间隔年”的过程中，依靠自己的能力打工赚钱难度较大。
“‘间隔年’实施难度还是在于传统势力的阻碍。从我们这几年实施情况来看，有20%~30%申请‘间隔年’项目的年轻人被父母阻止。”“小鹰计划”项目负责人李佳琛说，“有一位老师不同意学生参加，甚至给学生开出了保研的条件，最后这个学生没能来参加我们的项目。”
“我们遇到比较极端的案例，有一个男孩参加我们的项目，甚至连‘准岳父’都出面干预。”她认为，很多家长和老师认为孩子参加“间隔年”项目，投入产出比不高。
但对于“间隔年”在我国的发展趋势，李佳琛依然充满乐观。“2011年我们刚开始做‘间隔年’的时候很困难，有学生参加需要走休学的程序，最后在学校盖了几十个章。现在，国家鼓励大学生‘双创’，对我们的项目非常有利，学生办理手续就简单多了”。
乔新宇估计，我国每年公益机构资助的参加“间隔年”项目的学生有几百人，相对于整个学生群体，这个比例还很小。因此，他对未来“间隔年”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充满信心。
“我们打算渐进式地扩大我们的项目。”乔新宇表示，由于现在工作人员有限，人数一旦增加难以保证对学生一对一进行指导，今年他们打算筛选出10名学生参与项目。
据悉，2016年“中国间隔年计划”招募将于4月15日启动，面向18~28周岁在校生，鼓励申请人在调研基础上大胆设计，不限于义工、打工、游学、旅行、摄影、写作……资助标准为3万元3人、1万元7人（特殊案例另行商议），报名网址http://www.china-gapyea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