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国内某大学听美国杜肯大学伯隆教授讲座，他的报告有这样一段开场白：“请各位看我的PPT第一页，上面是美国著名的十所大学，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这些大学有一个最主要的、共同的优点，请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台下的老师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起来。
“都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学”，教授摇头；“科研水平都比较高”，教授又摇头；“都很国际化”，教授继续摇头；“历史都很悠久”，教授还是摇头；“拥有最好的学生”，教授有些叹气；“都是私立的”，教授还是不吐口；“都很有钱”，教授看来有些绝望了……
最后，只好由伯隆教授自己回答。他说：“这些学校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拥有最好的本科教育，都非常重视教学。一个大学对待教学和本科教育的态度，标志了其成熟水平。”伯隆教授的回答超出了大多数听众的想象。
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重视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一流大学具有重建本科教育的引领作用。
近些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恐怕就是一流大学以及由此“衍生”的大学排行榜。
2015年10月，国务院颁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文件，一流学科又进入了大学人的视野，并且其重要性似乎开始超越一流大学的概念。从关注一流大学转向一流学科，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但由于大学在社会组织体系中的独特性，仅仅强调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还远远不够。或者说只是从一流学科的角度解读和建设一流大学，只能表明一流大学的建设还‘在路上’，依然保留着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痕迹。”邬大光说。
邬大光强调，因为在大学的各种使命中，只有一项任务不能被社会其他组织所取代：那就是本科教育。因此，在“双一流”建设前行中，如果缺失了一流本科教育，就很难说是一流大学，更难说是成熟的一流大学。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
从世界范围内看，一所大学之所以称得上一流大学，除了在科研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外，让世人记住这所大学更多的是学校培养的杰出校友。
斯坦福大学报告称：该校师生和校友创建了2400多家企业，组成一个斯坦福大学的学子集团，其中包括了思科、谷歌、惠普等大型企业，2008年在“硅谷150强”中创造总收入共达2250亿美元。
也正因为如此，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要从全球招收优秀的学生，以确保大学的内在创新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当科研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决定大学综合实力的不是科研的竞争力，而是人才培养的竞争力，特别是本科教育。
但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学职能的不断增加，本科教育作为大学的根，出现了根基动摇的现象。
“尤其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以来，在社会外部的压力下，以‘科研为导向’的大学发展思路日趋盛行，大学的发展轨迹开始‘跑偏’。”邬大光说。
“在比较中外高等教育发展时，我时常会感到，无论在观念、价值判断或者实践层面都存在落差或差异。”邬大光说。比如，国外大学对于质量保障已经进入一个标准化、精细化阶段，对于质量的关注已经从传统技术标准进入到一个更为深层的质量文化层面。相反，国内大学对于质量保障还处于粗放式管理阶段。
从一流大学走向成熟的大学需要时间，需要模仿，需要常识，更需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说：“一所大学的成熟至少需要200年。”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用了近800年，美国的哈佛、耶鲁大学用了300余年。
邬大光强调，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起步晚，对一流大学的认识和了解比较滞后，我国的本科教育诸多方面也需要重建，其中包含了教育理念、教学观念的重建，教学空间、教学技术、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的重建。这些重建背后的实质就是要回答两个最为基本的命题：“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