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家书发展的高峰时期，家书交流更加普遍，收递家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时期现存的家书，一是数量多，二是内容丰富，不乏表露心迹和记载史事之作，史料价值较高。
民国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新陈代谢。作为社会变迁的见证，家书也凝结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情感。家书作者既有民国先驱、政府官员、议员、教授、地下党员、军校学员、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国民党抗战官兵，也有晋商、徽商、留学生、教师、商人、学生等，多阶层、多视角映照出民国时期五光十色、跌宕起伏的社会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家书时代色彩较重，往往谈及当时的政治形势，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人民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语言表述充满激情，呈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1960-1970年代
书信往往透露出人性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家书内容也是大讲革命形势、内容空洞的比较多。短缺经济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家庭日用开支普遍捉襟见肘，有的家书用纸粗糙不堪。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时期的家书，内容呈现出丰富多彩和落日余晖的特征。家书中关于恢复高考、平反冤假错案、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裁军、出国潮、下海潮、反腐败、返乡探亲、两岸三通、炒股、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等内容记载较多，也较为详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程。
人大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亲历了信札手稿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书信的价值，现在在拍卖市场中，普通人的书信也可以拿来拍卖，清代或是民国的普通人书信也有几千元不等，如果是毛笔所著，书法也还可以，可能要更贵一些。”
信札手稿虽然收藏的历史悠久，但不属收藏大项，往往附着在书画或古籍文献中，原因是因为信札多属尺翰短简，在唐宋以前就有“艺文之末品”的说法，不仅与占艺坛主流的书画作品难以比肩，而且也不如版刻古籍厚重。至于手稿，根本就是文人著作的草稿，很难保存下来且艺术性不强。因此，长期以来信札手稿都未能进入收藏者的视野。然而，随着书信文化在互联网时代中的加速没落，信札手稿却逐渐成为了收藏家们的“新宠”。从“地摊货”到“艺术拍品”，人大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亲历了信札手稿的变化，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专访时，张丁坦言，价高不是坏事，都拿它当宝贝对书信文化的保护有益无害。
拍卖会中的齐白石信札。
曾经名人书信常被当废纸处理
“20多年前的潘家园，你能想象，像贺敬之这样名头几十封上百封的家书千把块钱能打包带走。”张丁回忆说。
上世纪80年代末，没有人在意名人信札手稿的价值，在潘家园古玩市场、月坛邮票市场等地方，名人信札手稿的摊铺前几乎空无一人，偶尔能见到几个来收购信札手稿的买主儿，绝大多数还是为了信封上的邮票而来。“邮票连带信纸和信封，后者不要钱，邮票的票价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拿走”，张丁说，那时候流落旧货市场的信札一部分来自一些文人、干部后代，他们认为旧书还有些收藏价值，但旧书信没什么用，就当废旧纸变卖了。另一部分来自于国有出版社、报刊社、国家机关的文档处理。上世纪70年代后许多文化单位搬家、扩建，整理文档时诸如作家来稿、作家与编辑的通信等，常被当作废旧纸张变卖处理。
“上世纪90年代初，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它们的价值，有些名人亲属或者后代搬家的时候嫌麻烦，不少都就地处理了”，作为家书博物馆馆长，张丁说完略显失落，“就连一些名人信札手稿也难逃厄运，像茅盾、巴金、朱自清这样的名人书信那会儿也就几百块钱。”
陈独秀写给胡适、李大钊的信。
如今收藏书信成为高端人群新时尚
“物以稀为贵”。随着书信文化的没落，信札手稿逐渐成为拍卖市场中的“新宠”。不光是名人，即便是普通人的书信也开始被重视起来。
“现在在拍卖市场中，普通人的书信也可以拿来拍卖，清代或是民国的普通人书信也有几千元不等，如果是毛笔所著，书法也还可以，可能要更贵一些。”张丁说，所以现在收藏信札手稿的人多了起来，市场上各类书信手稿的价格也急剧攀升，导致了一般家庭不再随意处理所保存的书信手稿，即便有的家庭把书信手稿处理了，在被卖到废品收购站以后，其命运也不再是化为纸浆。“收废品的人也很精明，他们一看是手札或者书信马上就捡出来放在一块，以高出废品数倍的价格转手卖给旧书商，旧书商就是玩儿这个，比较懂，他们马上分门别类，把带邮票的卖给集邮的人，书信则再加价于收藏市场出售或送往拍卖公司。”
张丁坦言，现在我知道不少在书画等行业里有些名气的人每隔一段时间互相之间会用书信往来。“一方面是有些高端人群还是喜欢用书信表达感情，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书信以后也会有一定的价值。”
朝阳区水碓子邮局副局长宁建：那时送信有温度
无论书信文化何时兴起何时衰落，在城市中，有一个工种一直感受最深、最直接——邮递员。早些时期，一辆二八车、一捆报兜，每天骑行几十里，他们只为把书信和报纸送到千家万户。如今，二八车改成了电动车，承载无数家人思念的报兜却逐渐变成了一捆捆快递包裹和公函信件。日前，北京晨报记者专访了朝阳区水碓子邮局副局长宁建。从业邮递行业30余载，对于他而言，书信俨然已经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书信文化的没落在宁建的眼里，不仅是书信少了，人情味也变少了。“如今送信早已失去了那个年代的激情和温度。”
袋子→盒子 私信少了 公函成为大多数
作为一名邮递员，虽然每日重复着相同程序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宁建说自己从没感到过枯燥乏味，因为他热爱这份工作。
每天早上7点半，宁建会准时到邮局报到进行集体分拣作业。所有人员集中在一个大分拣台上，把整个邮局的信件和报纸分别分拣后，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之内，宁建要把作息台上属于自己道段上的信件和报纸进行再分拣。在分拣信件的同时，宁建要按照送信的顺序进行排道，整理完装进报兜以后便可以出发投递了。那时候的宁建并不在水碓子邮局工作，他负责的道段是安定门外到德胜门一段，全长大约10公里。
“每天早上我一个人的报兜里大概就有100多封信，三四百份报纸”，对于数字，宁建极其敏感。作为一名合格的邮递员，心里必须有数，因为要把每一封信每一张报纸送到每个属于它的主人手中，一点不能含糊，需要超越常人的记忆力。刚参加工作时，宁建送信回来后被师傅发现报兜里还余下一封信件，二话不说，就被“送”出邮局，查询究竟是哪儿送岔了。
每天只半天工夫，邮局就会又多出一大批信件。宁建回忆说，“每年11月到来年1月信件更多，会达到一个高峰，元旦、春节，谁还不往家寄封信啊？”然而，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高峰”这个概念没有了。“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原来每天早上集体作业时装信的大袋子换成信盒了，那袋子一袋能装上千封信，那盒子再大才能装多少？”宁建说，“到现在为止依然保留了信盒的习惯，但基本全是公函了。”
二八车→电动车 报兜瘪了 快递工作更辛苦
年轻时的宁建最骄傲的就是自己这份工作，而最自豪的就是骑着二八车出去送信，尽管每天他要来回骑行40多里的路。“20多岁，我穿着北京邮政的制服，骑着绿车，进出机关大院到哪儿都畅通无阻。”宁建回忆说，“那时候有一个二八车可了不得，买的话得花好几百，可是邮递员单位给配车，车在我们那会儿就跟战士手里的枪似的，擦得锃亮，骑着倍儿美。”
在宁建的记忆里，那时候出去投递的报兜子都要被信件撑爆了。而如今，报兜越来越瘪，快递包裹却越来越多，二八车也换成了电动车。“现在基本是保险、交通违章单、广告，账单等信件，邮递员的工作量没减少，反而因为快递包裹多了比以前更累。”
热情→冷漠 吆喝没了 送件必须到门口
“张三、李四、二零三、四零六”，用宁建的话说，那时候骑车到楼下一声吆喝所有人都跑下来接信。“有的人都不用吆喝，算着每天这个点你该来了，就已经在楼下等你了。”
在宁建的记忆中，有一件事一直记忆犹新。德胜门外有一个姓陆的老大娘，大闺女在外地插队，快过年了，老人盼着孩子来一封平安信，就天天在街上等我。“老大娘找了我好几回，问闺女的信来没来，几天后的早上我发现老大娘闺女来信了，第一时间就送过去了”，宁建说，“那天老大娘早就在街上等我了。”
然而，随着书信文化的没落，宁建也发现老百姓中的人情味越来越少。“那时候送信有激情有温度，现在送信却感觉冷冰冰的。”宁建说，“以前即便是挂号信，一句吆喝都跑下来抢，现在送挂号信，吆喝也没人听得见，而且必须送到家门口，那种老楼，没有电梯，我们的邮递员说让爬就得往上爬。”
明清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家书发展的高峰时期，家书交流更加普遍，收递家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时期现存的家书，一是数量多，二是内容丰富，不乏表露心迹和记载史事之作，史料价值较高。
民国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新陈代谢。作为社会变迁的见证，家书也凝结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情感。家书作者既有民国先驱、政府官员、议员、教授、地下党员、军校学员、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国民党抗战官兵，也有晋商、徽商、留学生、教师、商人、学生等，多阶层、多视角映照出民国时期五光十色、跌宕起伏的社会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家书时代色彩较重，往往谈及当时的政治形势，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人民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语言表述充满激情，呈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1960-1970年代
书信往往透露出人性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家书内容也是大讲革命形势、内容空洞的比较多。短缺经济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家庭日用开支普遍捉襟见肘，有的家书用纸粗糙不堪。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时期的家书，内容呈现出丰富多彩和落日余晖的特征。家书中关于恢复高考、平反冤假错案、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裁军、出国潮、下海潮、反腐败、返乡探亲、两岸三通、炒股、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等内容记载较多，也较为详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程。
人大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亲历了信札手稿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书信的价值，现在在拍卖市场中，普通人的书信也可以拿来拍卖，清代或是民国的普通人书信也有几千元不等，如果是毛笔所著，书法也还可以，可能要更贵一些。”
信札手稿虽然收藏的历史悠久，但不属收藏大项，往往附着在书画或古籍文献中，原因是因为信札多属尺翰短简，在唐宋以前就有“艺文之末品”的说法，不仅与占艺坛主流的书画作品难以比肩，而且也不如版刻古籍厚重。至于手稿，根本就是文人著作的草稿，很难保存下来且艺术性不强。因此，长期以来信札手稿都未能进入收藏者的视野。然而，随着书信文化在互联网时代中的加速没落，信札手稿却逐渐成为了收藏家们的“新宠”。从“地摊货”到“艺术拍品”，人大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亲历了信札手稿的变化，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专访时，张丁坦言，价高不是坏事，都拿它当宝贝对书信文化的保护有益无害。
拍卖会中的齐白石信札。
曾经名人书信常被当废纸处理
“20多年前的潘家园，你能想象，像贺敬之这样名头几十封上百封的家书千把块钱能打包带走。”张丁回忆说。
上世纪80年代末，没有人在意名人信札手稿的价值，在潘家园古玩市场、月坛邮票市场等地方，名人信札手稿的摊铺前几乎空无一人，偶尔能见到几个来收购信札手稿的买主儿，绝大多数还是为了信封上的邮票而来。“邮票连带信纸和信封，后者不要钱，邮票的票价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拿走”，张丁说，那时候流落旧货市场的信札一部分来自一些文人、干部后代，他们认为旧书还有些收藏价值，但旧书信没什么用，就当废旧纸变卖了。另一部分来自于国有出版社、报刊社、国家机关的文档处理。上世纪70年代后许多文化单位搬家、扩建，整理文档时诸如作家来稿、作家与编辑的通信等，常被当作废旧纸张变卖处理。
“上世纪90年代初，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它们的价值，有些名人亲属或者后代搬家的时候嫌麻烦，不少都就地处理了”，作为家书博物馆馆长，张丁说完略显失落，“就连一些名人信札手稿也难逃厄运，像茅盾、巴金、朱自清这样的名人书信那会儿也就几百块钱。”
陈独秀写给胡适、李大钊的信。
如今收藏书信成为高端人群新时尚
“物以稀为贵”。随着书信文化的没落，信札手稿逐渐成为拍卖市场中的“新宠”。不光是名人，即便是普通人的书信也开始被重视起来。
“现在在拍卖市场中，普通人的书信也可以拿来拍卖，清代或是民国的普通人书信也有几千元不等，如果是毛笔所著，书法也还可以，可能要更贵一些。”张丁说，所以现在收藏信札手稿的人多了起来，市场上各类书信手稿的价格也急剧攀升，导致了一般家庭不再随意处理所保存的书信手稿，即便有的家庭把书信手稿处理了，在被卖到废品收购站以后，其命运也不再是化为纸浆。“收废品的人也很精明，他们一看是手札或者书信马上就捡出来放在一块，以高出废品数倍的价格转手卖给旧书商，旧书商就是玩儿这个，比较懂，他们马上分门别类，把带邮票的卖给集邮的人，书信则再加价于收藏市场出售或送往拍卖公司。”
张丁坦言，现在我知道不少在书画等行业里有些名气的人每隔一段时间互相之间会用书信往来。“一方面是有些高端人群还是喜欢用书信表达感情，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书信以后也会有一定的价值。”
朝阳区水碓子邮局副局长宁建：那时送信有温度
无论书信文化何时兴起何时衰落，在城市中，有一个工种一直感受最深、最直接——邮递员。早些时期，一辆二八车、一捆报兜，每天骑行几十里，他们只为把书信和报纸送到千家万户。如今，二八车改成了电动车，承载无数家人思念的报兜却逐渐变成了一捆捆快递包裹和公函信件。日前，北京晨报记者专访了朝阳区水碓子邮局副局长宁建。从业邮递行业30余载，对于他而言，书信俨然已经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书信文化的没落在宁建的眼里，不仅是书信少了，人情味也变少了。“如今送信早已失去了那个年代的激情和温度。”
袋子→盒子 私信少了 公函成为大多数
作为一名邮递员，虽然每日重复着相同程序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宁建说自己从没感到过枯燥乏味，因为他热爱这份工作。
每天早上7点半，宁建会准时到邮局报到进行集体分拣作业。所有人员集中在一个大分拣台上，把整个邮局的信件和报纸分别分拣后，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之内，宁建要把作息台上属于自己道段上的信件和报纸进行再分拣。在分拣信件的同时，宁建要按照送信的顺序进行排道，整理完装进报兜以后便可以出发投递了。那时候的宁建并不在水碓子邮局工作，他负责的道段是安定门外到德胜门一段，全长大约10公里。
“每天早上我一个人的报兜里大概就有100多封信，三四百份报纸”，对于数字，宁建极其敏感。作为一名合格的邮递员，心里必须有数，因为要把每一封信每一张报纸送到每个属于它的主人手中，一点不能含糊，需要超越常人的记忆力。刚参加工作时，宁建送信回来后被师傅发现报兜里还余下一封信件，二话不说，就被“送”出邮局，查询究竟是哪儿送岔了。
每天只半天工夫，邮局就会又多出一大批信件。宁建回忆说，“每年11月到来年1月信件更多，会达到一个高峰，元旦、春节，谁还不往家寄封信啊？”然而，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高峰”这个概念没有了。“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原来每天早上集体作业时装信的大袋子换成信盒了，那袋子一袋能装上千封信，那盒子再大才能装多少？”宁建说，“到现在为止依然保留了信盒的习惯，但基本全是公函了。”
二八车→电动车 报兜瘪了 快递工作更辛苦
年轻时的宁建最骄傲的就是自己这份工作，而最自豪的就是骑着二八车出去送信，尽管每天他要来回骑行40多里的路。“20多岁，我穿着北京邮政的制服，骑着绿车，进出机关大院到哪儿都畅通无阻。”宁建回忆说，“那时候有一个二八车可了不得，买的话得花好几百，可是邮递员单位给配车，车在我们那会儿就跟战士手里的枪似的，擦得锃亮，骑着倍儿美。”
在宁建的记忆里，那时候出去投递的报兜子都要被信件撑爆了。而如今，报兜越来越瘪，快递包裹却越来越多，二八车也换成了电动车。“现在基本是保险、交通违章单、广告，账单等信件，邮递员的工作量没减少，反而因为快递包裹多了比以前更累。”
热情→冷漠 吆喝没了 送件必须到门口
“张三、李四、二零三、四零六”，用宁建的话说，那时候骑车到楼下一声吆喝所有人都跑下来接信。“有的人都不用吆喝，算着每天这个点你该来了，就已经在楼下等你了。”
在宁建的记忆中，有一件事一直记忆犹新。德胜门外有一个姓陆的老大娘，大闺女在外地插队，快过年了，老人盼着孩子来一封平安信，就天天在街上等我。“老大娘找了我好几回，问闺女的信来没来，几天后的早上我发现老大娘闺女来信了，第一时间就送过去了”，宁建说，“那天老大娘早就在街上等我了。”
然而，随着书信文化的没落，宁建也发现老百姓中的人情味越来越少。“那时候送信有激情有温度，现在送信却感觉冷冰冰的。”宁建说，“以前即便是挂号信，一句吆喝都跑下来抢，现在送挂号信，吆喝也没人听得见，而且必须送到家门口，那种老楼，没有电梯，我们的邮递员说让爬就得往上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