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班额"瘦身"现实问题难解 分流不"变味"考验地方专业执政

2018-09-13 09:09 未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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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大班额

就在距离完成国务院提出的“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总体要求还剩几个月时,近日有媒体报道,衡水超大班额现象蔓延至小学,多所小学班容量近百,甚至有家长反映孩子们都“上”讲台上课了。

9月6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大班额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还会带来安全隐患,所以化解大班额是个重要的任务,也是教育部高度重视的一件事情。

按照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的总体要求,目前离最后的验收不过几个月时间,各省市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的工作进入了最后攻坚阶段,完成任务迫在眉睫。

近年来,各地消除大班额工作也取得一定成果。据教育部网站7月13日消息,2017年是近10年来各地大班额、超大班额数量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而在各省市化解大班额工作的现实推行中,师资、校舍、资金等问题的解决仍面临一定困难。据媒体7月报道,在“大班额”现象严重的湖南新化县,县教育局为应对持续上升的义务教育学生人数,8年内2次搬迁以腾出办公楼办学校。9月初,因不满将孩子“分流”至民办校的“消超分流”解决方案,湖南耒阳部分学生家长一度聚集抗议。

这些事件,只是化解大班额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了当前“消除大班额”工作的严峻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雄在接受未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大班额”引发的矛盾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不仅影响大班额的化解,还会制造出新的问题。

大班额背后缺人、缺地 现实却“要地”慢、招人难

伴随着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大批随迁子女随着农民工父母涌入城镇,进而在城镇学校就读;而一些有条件的农村家庭,也为了孩子更好的教育而宁愿离开“家门口”的学校挤进城镇。

在慢不下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城镇教育资源要紧跟其上,就得不断补齐资源配置“短缺”的短板。

王雄表示,教育长期投入不足是地方大班额现象严重的原因,尤其是对师资和校舍的投入上。

山东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张志勇此前也指出校舍建设的困难,“目前有的地方每年只有几百亩土地使用指标,地方政府更希望用于招商引资建项目,难以下决心用于学校建设。”

学校要新建、改扩建,土地是绕不过去的一关。但指标紧张、手续办结慢,消除大班额时间又紧,快速“要地”成为现实难题。山东省的做法是:多市国土部门下了“死命令”,给用以解决大班额的工作用地排“优先级”,并规定相关工作用地未保障到位的县区,其余新增建设用地申请一律不批;在山东淄博,解决大班额的工作用地审批也是“一路绿灯”,从土地下达到登记发证有专人送达、全程跟踪。

但同土地一样,师资也同样吃紧。城镇校教师不足,一个教师只能接过容量“超标”的班级,而因教育滞后而留不住教师的农村同样急需师资。“城镇挤、乡村弱”,长期以往城乡教育难以均衡发展,也从根源上妨碍城镇大班额问题的解决。

“城镇学校的大班大校和乡村学校的小班小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破解城镇学校大班额,还需要办好乡村教育。”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邬志辉曾对媒体表示。

一些地区开始探索教师城乡间交流轮岗。记者梳理发现,山西晋中和江西弋阳都采用了“刚柔并济”的方式:刚性制度明确规定,柔性政策待遇倾斜。

山西晋中2008年开始规定符合年龄的教师在自愿报名前提下服从统一调配,必须从超编校向空编校流动。江西弋阳则规定新聘任的教师“必须全部分配到乡村学校,五年以内不得参加进城考试和调动”。同时,晋中和弋阳都出台配套政策,在进修、评优、提拔等方面进行倾斜。

有钱投、舍得投 才能扩校增师

无论是增学位、扩学校还是增师资,无论哪项都需要资金财力的牢固支撑。

王雄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受官僚作风影响,把消除大班额问题看成过于简单的行政任务。有些地方政府,想解决大班额问题,却又不舍得花钱在教育上投入。

王雄多年来对全国各地大班额问题进行跟踪研究,他指出,山东省在化解大班额问题上就十分“舍得”投入。记者了解到,从2015年以来,在化解大班额问题上山东政府财政就投入了1千多亿元。

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左敏今年1月在接受山东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财政投入的加强保障了资金需求,是山东困扰多年的大班额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的重要原因。

而从全国范围看,一些地方政府解决大班额问题的财政保障仍显不足。

媒体曾报道过湖南新化县教育局2次搬迁只为腾地建校舍的消息,该县教育局局长袁华新向媒体表示,新化县财政主要靠上级转移支付,仅教育投入这一块,就令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不堪负重。如果按照城区每年增加2000个学位需追加的2亿元投入看,单靠上级安排的教育专项资金(每年约1.2亿元),远远不够。而随着国家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学校建设资金筹集也很艰难。

也有文章分析,在使解决大班额难题的教育财政更充裕的同时,资金用准用对也至关重要。该分析认为,江西弋阳县并非经济发达地区,之所以能成功让农村生源回流,化解大班额难题,是因为把资金用准用好,而不是当地教育财政更加充裕。

杜绝“消超分流”变味 考验地方专业执政

要在2018年底完成基本消除“超大班额”的目标,时间可谓紧迫。扩建、新建校舍需要过渡期,“分流”也就成了一些地方的权宜之策。近日媒体报道的耒阳事件背景就是“分流”。

记者在一份盖着“耒阳市教育局基础教育股”公章的文件中看到,今年5月份耒阳市教育局曾提到,租赁办学、集中分流是短期内本市消除超大班额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记者还了解到,今年6月,在实施分流之前,当地教育局还召开了消除超大班额实施方案的听证会,教师、家长、学校等代表都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质询和讨论。

可以说,分流学生作为消除“大班额”的过渡性措施,本身并无不妥。耒阳市教育局在上述文件也提到,集中分流只是过渡行为,待新学校建成以后,将及时回迁。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回应此次事件时也提到,“消除大班额是需要时间的,不是我们提出来就能够实现,还要新建学校、招聘教师,所以各地必须超前谋划,提前部署。”

但是要想圆满“分流”,并非只是把学生从一个学校迁移到另一个学校这么简单。此次事件中,被分流的耒阳学生就遇到了校舍环境污染、民办校费用、上学路途远近等问题,这些关涉切身利益的诉求由于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导致一些家长聚众闹事,教育矛盾最后演化成了社会矛盾。

因此对地方政府而言,“分流”也成了对专业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

王雄认为,从耒阳事件可以反映出,地方政府执政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很多拍脑袋的决定到底下执行时就容易出问题。”他认为,“消超分流”是教育公共问题。政府在解决问题时,不仅要从教育层面考虑,还要从社会层面考虑问题的复杂程度、牵涉的范围、资金解决等有更深入、专业的思考,做好实际调查再拿出可行方案。对于方案实施可能出现的矛盾,也要作好预判,从教育、舆论、公安等方面都应拿出应急方案。

他强调,因“大班额”引发的矛盾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不仅影响大班额的化解,还会制造出新的问题。

责任编辑:耿娟(QL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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