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北京最早的师范 也是老舍的母校

2019-03-24 08:07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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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四益

作者简介 陈四益,杂文、随笔作家。195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后为新华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副总编辑。著有《绘图双百喻》《世相图》等十余种。

1953年,我初中毕业。按说,应当继续升读高中,但我却被保送入读了北京师范学校。

那时,大概小学教员奇缺。一则因为小学入学人数剧增,二则因为小学教员辛苦,待遇、地位也都不高,故谚云:“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

为了保证师范学校有足够的生源,初中毕业时,我所在的北京26中(原汇文中学)校方很做了一番动员。我年纪小,十四尚不足,又是寄宿生。父母远在千里之外,没有电话联络,征求意见也来不及。再加父母都是教员,打小儿就对教师这个职业很有好感,因此,学校一动员,便毫不犹豫报了名。等到父母来信问及报考志愿,木已成舟,只得同意。

旧校园在西城祖家街端王府夹道

北京师范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培养小学教师。校址那时在西城祖家街端王府夹道,后来扩大规模,才搬到城南的南横街。

端王府夹道的校园,像官宦人家的花园。是不是过去的端王府?未曾细考,但格局不大。隔壁是地质学院,或许,这边只是端王府的一部分吧。中庭有几株海棠树,那厢的房子便叫“海棠斋”。有长廊通向后门,中间有琴房,练习弹琴就在那里。从后门出去,是官园体育场——我们上体育课借用的地方。

进校后,在园中看到早年毕业学生赠送母校的一座石质日晷,大约是前人要后学“惜寸阴”的意思吧。捐赠者刻名有“舒庆春”,才知道这所学校就是北京最早的一所师范,也是老舍的母校。老舍,那时名满天下。他写的话剧《龙须沟》,由北京人艺演出时,轰动京华,路人皆知,名头儿比他的成名小说《骆驼祥子》还要响。

一所久老的学校,自有传统。男女学生都以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相称,甚是亲切。这才知道,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饶漱石的女儿饶兰心等,也都在这所学校读书。任、周是师姐,饶入学晚,是师妹。任弼时是总书记,周恩来是总理,饶漱石当年曾是中央组织部长,可谓官高权重,但并不像今天,但凡家庭有些背景,都要设法把子女送入大学,而且一定都是所谓“名校”。

老师知名者众

一所久老的学校,定有一批知名的老师。北师的老师知名者众。

教数学的毓璘初先生,开始我们以为他姓毓,称他“毓先生”。他单身,学校搬到城南后,就住在学生宿舍顶头一个单间。到了1955年末或是1956年初,他在宿舍门上贴了一张名片:“爱新觉罗·毓璘初”,这才令人大惊,知道他是皇族,但我们依旧叫他毓先生,他也不以为忤。他教几何,讲课要言不烦,重点突出,每节课只用20分钟讲新课,剩下时间布置作业,大多当堂就能做完,大大减轻了课余的负担。因为与学生住在一起,同学又都喜欢他,休息时,往往喜欢去他那儿“串门儿”。有一回我在他书架上发现一部线装书,抽出一本一翻,只见都是“上尺工凡”这些字,字旁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符号,便举书问道:“毓先生,这是什么书?”不料毓先生慌忙站起,快步走来,一把从我手中拿过,然后护着书神秘地说:“别动别动,这是天书,天书!”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生怕自己闯了祸,惹老师生气。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琴谱》,用上尺工凡四五乙等字和一些符号,记录琴曲的旋律与节奏。这才听人说,毓先生是古琴演奏名家。班上有位年岁较大的同学,迷上了古琴,得毓先生传授,毕业时竟弹得像模像样,俨然里手。我人小,玩心重,从不曾作此想,后来抱憾,已经来不及了。前几年看到一则消息,北京古琴名家将举办古琴演奏会,其中就有毓先生的名字,可见宝刀不老。但我也不知他家居何处了。

另一位是音乐老师曹式甘。他不但教音乐、教弹琴,还组织课余兴趣小组自制木琴、提琴等乐器。那缘起也颇富传奇:话说曹式甘先生当年是骑自行车上下班。那时晚间骑行是要点灯的。侯宝林说的相声《夜行记》就借此题目大加发挥,笑料百出。自行车灯比较阔气的是摩电灯,靠车轮与摩电器摩擦生电。曹先生节俭,只用一盏方形油灯,插在车前或挂在车把。那时正值隆冬,油灯要点火,他便到传达室捡一块劈柴借火炉点火。不料没拿稳,劈柴落地,发出一声响。曹先生一听:“标准音,啦——”于是忘了回家,从传达室抱了一堆劈柴,重回音乐教研室。那一晚,他又锯又刨又打磨,竟做成了一架木琴。敲击起来,音韵铿锵。于是学生的课余兴趣小组便多了一项木琴制作——其痴迷音乐也如此。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木琴制作,工匠之事,也算是“鄙事”吧。但为人师者,能够“多能鄙事”,实在是学生的幸事。

“北师”美术、音乐是一个教研室。名家颇多,国画家李智超、西画家孙之俊都在画界有名。孙之俊先生那时用名孙信,画过《武训画传》《骆驼祥子》《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许多连环画。在当年,他与叶浅予先生齐名。叶浅予先生的连续漫画《王先生外传》,起初在上海报上刊登,但有一段时间他到北京(上个世纪30年代吧),“王先生”也出现在北京报上。及至叶先生南归,在北京报纸连载的“王先生”,便多是孙先生的手笔了。这样,便有了南北两个“王先生”,因此也有了“北有孙之俊,南有叶浅予”之说。叶、孙二位还分别是南方和北方漫画会的发起人(孙先生的故事,我有另文记述)。

李智超先生则是国画名家。教研室里有一面穿衣镜,时间久远,穿衣镜上黄迹斑驳,已不能“正衣冠”了。因为曹先生痴迷于音乐,李智超先生便在镜面题字满镜。时间长了,全文记不清,只记得前面是说这面镜子的形状,后面笔锋一转,调侃起曹先生之痴迷音乐,说如果不是上古无玻璃水银,“余决疑为无弦琴也”,表现了老师们之间互动的谐趣。

曹式甘先生好像一直是单身,全副精力都放在了音乐教学上。我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离开北京,20多年后回到北京,曾想再拜望一下当年的老师。第一位便去拜望曹式甘先生。他似乎仍是单身,家住西城。在小胡同里绕来绕去,终于找到时,不曾想到这位北京市的特级教师,竟然仍住在一所小杂院儿里的一间矮小的西房。下午,房间灰暗,年迈的曹先生独自蜷缩在一张小床上,看不清来者为谁,我也不知道一直单身的他,及今年迈,谁在照料日常起居。那回探望曹老师,心情黯然。像曹式甘先生那样在教育工作中不辞劳苦、卓有贡献的老师,没料到晚景依然这样凄凉。我明白,我去探望他时,“文革”结束未久,天安门城楼上刚刚开过教师座谈会。十年,不,更长时间欠下教育的债,一时难以消除,但曹老师已是桑榆晚景,他还能等到那一天吗?

还有一位物理老师名叫韩大钧,好像是浙江交大的毕业生。高个儿,长腿,骑一辆似乎自己用钢管儿焊成的自行车,没有刹车,车链儿上也没有链罩儿。他腿长,校园里遇到学生打招呼,只把车身一偏,一只脚撑地,便同学生解答问题、聊起天儿来。他讲课很风趣,枯燥的物理,被他讲得风生水起,非常有趣。还记得他讲欧姆定律,举电影散场为例,把通道比作导线,散场客流为电流。通道愈窄(导线愈细),客流通过速度愈慢,阻力愈大。一个枯涩的、需要死记的物理定律,一下变得浅近明朗。

“北师”改成“师专”,其他也都随之而变

北师名师很多,教数学的黄文选,教教育学的吴光煜、教地理的景春泉、教体育的高磊等先生,都是一时之选,无法一一列数,总之,一所名校,不但要有其悠久的传统,还要有支撑着一所名校的优秀老师群体。对辛苦聚集的老师群体如果不加爱惜,那么,老师群体的散失,将是一所名校无法挽回的损失。

“北师”后来改成了“师专”,似乎是“升格”了,但无论培养目标、教育方式、教学内容,还是师资,也都随之改变。原先逐渐凝聚起来的教师团队,也都随之风流云散。于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北京师范学校”就这样在北京消失了。福兮祸兮?成焉败焉?得焉失焉?谁能说得清?

“北师”消失了,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小学师资的需求,又新建了多所区级师范学校。然而,“北师”冰消雪化,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可观的师资,好不容易长期培育形成的校风和传统,积之如为山,散之如崩沙,即便各区新建了更多的师范,但数量毕竟不等于质量。后来北京虽有了更多的师范学校,但再无一所能同当年的“北师”比肩了。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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