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必由之路。而这离不开持续的资源供给，需要多渠道的资金保障。有力的资金保障使我国高教事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如果过度依赖财政资金，高校办学也会产生惰性。如何实现多元化筹资，吸纳更宽泛的资源投入，对于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中国大学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纵观世界高教发展轨迹，充足的经费投入是一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了4.6万亿元规模，其中高等教育投入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目前的高等教育资助模式中财政投入比例过高，高校筹资渠道过于单一。这需要引起各高校的积极关注。而一个突破方向，就是努力实现多元筹资，吸引社会资源更多更高效投入高等教育系统。
高校发展过度依赖财政资金
教育经费年鉴显示，2013-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总投入中财政性经费占比平均在60%以上，中央高校占比更是超过了65%。此外，近几年随着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日益增加，财政经费占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非财政收入的占比则不断下降。如果把学费收入等事业性收入考虑在内，财政投入与事业性收入两项合计占比超过了94%，社会捐赠、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与其他收入三项合计占比不足6%。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财政占比过高现象也造成了高校对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抵减了高校多元化筹资动力。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提出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施行多渠道经费筹措模式。二十多年来，尽管在多元化筹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大额捐赠屡见报端，但政府、社会、学校相结合的分担机制仍有待落实，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高等教育的格局尚未形成。
以社会捐赠资金为例，2013-2017年社会捐赠资金总规模年均不足百亿，在高等教育总投入中占比低于0.5%，这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此外，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高校的多元化筹资能力差异较大，清华、北大、浙大等名校的资金聚集与吸附能力逐渐增强，马太效应日益显现。总体来看，尽管我国高等教育资助体系的主动脉强劲有力，但若干毛细血管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梗阻现象。
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高校筹资实践还存差距
对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一块短板。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竞争，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取决于办学资源的多寡。开放、合作、多元筹措办学资源，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做法。在哈佛大学2017-2018财年52亿美元总收入当中，投资收益、学费、科研项目、当年可用捐赠、其他收入分别占比为35%、21%、18%、9%、17%，2017-2018财年哥伦比亚大学年度收入当中，医学中心收入、学费、政府项目、投资收益、社会捐赠分别占比25%、23%、19%、13%、13%，资金来源渠道相对均衡。再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政府资助、学费、捐赠、投资收益、辅助设施收费、其他收入分别占比为51.7%、22.2%、7.7%、8.8%、3.2%、6.4%，既反映了财政资金的主导作用与大学公办性质，也体现了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性。
我国高校筹资渠道过于单一，说明了社会各界支持高校发展的渠道不通畅，同时也反映了高校对多元化筹资的认识过于简单，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的意识不强，动力不足。与之相比，美国高校在筹资实践中更多采用拓展（Advancement）或是发展（Development）的概念，而不仅仅是筹款（Fundraising），他们认为大学资源筹募并不仅仅是筹款，还蕴含形象展示、品牌塑造、公共关系等内容，是大学外部关系维护与资源拓展战略的有机结合。与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筹资实践相比，我国高校还存在一定差距，我们应深刻思考多元化筹资的方式方法，逐步拓展资金来源渠道，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多元化筹资，中国高校的新命题
实现多元筹资，关键在于办学理念的变革。世界一流大学对资源拓展概念的认知值得借鉴，我国高校管理者应正确理解资金来源主流与支流的关系，辩证看待财政与社会筹集资金，将“眼睛向上”转为“耳听八方”，关注影响力投资、捐赠人建议基金等公益新概念，充分识别外部资源，并且善于引导外部资源注入学校，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在高端人才引进、讲席教授、科学研究、学生培养等方面打造若干品牌项目，走出校门，向校友等潜在捐赠方、合作方开展项目推介，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资源拓展与资金筹募，进一步拓宽筹款渠道。
前提在于提升高校整体治理能力。多元化筹资能力是大学品牌、大学声誉、治理能力、内涵式发展水平的试金石，最能够检验综合办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已经成为考察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之一。以募捐为例，部分大学排名会将校友捐赠参与率与教师资源、培养成果、学生选拔度等指标一起纳入评价体系，更为全面考评大学治理能力。多元化筹资在推动高校不断挖掘自身优势项目，提高内涵式发展水平的同时，也会倒逼高校不断补齐自身短板，同步提高学生管理、校友关系与科学研究等各方面管理品质，多维度提升大学“口碑”，全方位提高学生及校友满意度，培育大学未来的捐赠者、合作者。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以123周年校庆为契机，在一周内获得近四千校友参与的“思源年度捐赠”，在加强母校与校友互动，弘扬饮水思源感恩文化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重点在于完善校内资源筹募体系。目前，我国高校资源筹募大多依托基金会、发展联络办、对外合作处等机构开展，这种归口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筹资专业化程度，但也产生了筹资体系“头重脚轻”，院系参与积极性不高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我国高校应创新筹款体制机制，探索内部筹款模式的重构，通过筹款激励机制充分调动院系筹款积极性，进一步完善校院两级筹款模式，纵向拉伸筹款线条，横向拓展筹款覆盖面，最终形成涵盖学校各个单元的筹款网络。在这一过程中，筹款模式也将由“校庆式筹款”转为“常态化筹款”，多元化筹资对学校事业发展的支撑模式更加科学合理。
难点在于立足自身特点规划出差异化筹资模式。在多元化筹资顶层设计过程中，一方面要鼓励已经具备一定筹资经验的高校积极开展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通用性经验，强化示范引领；另一方面也要根据综合性高校、行业性高校、高职院校发展特点，鼓励不同类型高校谋划差异化筹资路径，引导不同渠道的外部资金支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高校也应根据区域及学科发展差异，结合校友分布特点，做好多元化筹资战略规划，确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目标，而不应仅关注少数几所资源吸附能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的既有经验。
在充分发挥财政经费引导作用的前提下，能否通过多元化筹资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投入体制，关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成效，也关乎教育强国建设进程。唯有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好投入模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高校提高存量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通过多元化筹资积极拓展增量资源，不择细流，汇聚百川，吸引方方面面的力量支持高教事业，才能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作者：杨维东，系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编者按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必由之路。而这离不开持续的资源供给，需要多渠道的资金保障。有力的资金保障使我国高教事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如果过度依赖财政资金，高校办学也会产生惰性。如何实现多元化筹资，吸纳更宽泛的资源投入，对于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中国大学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纵观世界高教发展轨迹，充足的经费投入是一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了4.6万亿元规模，其中高等教育投入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目前的高等教育资助模式中财政投入比例过高，高校筹资渠道过于单一。这需要引起各高校的积极关注。而一个突破方向，就是努力实现多元筹资，吸引社会资源更多更高效投入高等教育系统。
高校发展过度依赖财政资金
教育经费年鉴显示，2013-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总投入中财政性经费占比平均在60%以上，中央高校占比更是超过了65%。此外，近几年随着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日益增加，财政经费占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非财政收入的占比则不断下降。如果把学费收入等事业性收入考虑在内，财政投入与事业性收入两项合计占比超过了94%，社会捐赠、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与其他收入三项合计占比不足6%。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财政占比过高现象也造成了高校对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抵减了高校多元化筹资动力。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提出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施行多渠道经费筹措模式。二十多年来，尽管在多元化筹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大额捐赠屡见报端，但政府、社会、学校相结合的分担机制仍有待落实，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高等教育的格局尚未形成。
以社会捐赠资金为例，2013-2017年社会捐赠资金总规模年均不足百亿，在高等教育总投入中占比低于0.5%，这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此外，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高校的多元化筹资能力差异较大，清华、北大、浙大等名校的资金聚集与吸附能力逐渐增强，马太效应日益显现。总体来看，尽管我国高等教育资助体系的主动脉强劲有力，但若干毛细血管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梗阻现象。
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高校筹资实践还存差距
对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一块短板。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竞争，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取决于办学资源的多寡。开放、合作、多元筹措办学资源，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做法。在哈佛大学2017-2018财年52亿美元总收入当中，投资收益、学费、科研项目、当年可用捐赠、其他收入分别占比为35%、21%、18%、9%、17%，2017-2018财年哥伦比亚大学年度收入当中，医学中心收入、学费、政府项目、投资收益、社会捐赠分别占比25%、23%、19%、13%、13%，资金来源渠道相对均衡。再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政府资助、学费、捐赠、投资收益、辅助设施收费、其他收入分别占比为51.7%、22.2%、7.7%、8.8%、3.2%、6.4%，既反映了财政资金的主导作用与大学公办性质，也体现了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性。
我国高校筹资渠道过于单一，说明了社会各界支持高校发展的渠道不通畅，同时也反映了高校对多元化筹资的认识过于简单，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的意识不强，动力不足。与之相比，美国高校在筹资实践中更多采用拓展（Advancement）或是发展（Development）的概念，而不仅仅是筹款（Fundraising），他们认为大学资源筹募并不仅仅是筹款，还蕴含形象展示、品牌塑造、公共关系等内容，是大学外部关系维护与资源拓展战略的有机结合。与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筹资实践相比，我国高校还存在一定差距，我们应深刻思考多元化筹资的方式方法，逐步拓展资金来源渠道，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多元化筹资，中国高校的新命题
实现多元筹资，关键在于办学理念的变革。世界一流大学对资源拓展概念的认知值得借鉴，我国高校管理者应正确理解资金来源主流与支流的关系，辩证看待财政与社会筹集资金，将“眼睛向上”转为“耳听八方”，关注影响力投资、捐赠人建议基金等公益新概念，充分识别外部资源，并且善于引导外部资源注入学校，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在高端人才引进、讲席教授、科学研究、学生培养等方面打造若干品牌项目，走出校门，向校友等潜在捐赠方、合作方开展项目推介，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资源拓展与资金筹募，进一步拓宽筹款渠道。
前提在于提升高校整体治理能力。多元化筹资能力是大学品牌、大学声誉、治理能力、内涵式发展水平的试金石，最能够检验综合办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已经成为考察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之一。以募捐为例，部分大学排名会将校友捐赠参与率与教师资源、培养成果、学生选拔度等指标一起纳入评价体系，更为全面考评大学治理能力。多元化筹资在推动高校不断挖掘自身优势项目，提高内涵式发展水平的同时，也会倒逼高校不断补齐自身短板，同步提高学生管理、校友关系与科学研究等各方面管理品质，多维度提升大学“口碑”，全方位提高学生及校友满意度，培育大学未来的捐赠者、合作者。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以123周年校庆为契机，在一周内获得近四千校友参与的“思源年度捐赠”，在加强母校与校友互动，弘扬饮水思源感恩文化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重点在于完善校内资源筹募体系。目前，我国高校资源筹募大多依托基金会、发展联络办、对外合作处等机构开展，这种归口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筹资专业化程度，但也产生了筹资体系“头重脚轻”，院系参与积极性不高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我国高校应创新筹款体制机制，探索内部筹款模式的重构，通过筹款激励机制充分调动院系筹款积极性，进一步完善校院两级筹款模式，纵向拉伸筹款线条，横向拓展筹款覆盖面，最终形成涵盖学校各个单元的筹款网络。在这一过程中，筹款模式也将由“校庆式筹款”转为“常态化筹款”，多元化筹资对学校事业发展的支撑模式更加科学合理。
难点在于立足自身特点规划出差异化筹资模式。在多元化筹资顶层设计过程中，一方面要鼓励已经具备一定筹资经验的高校积极开展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通用性经验，强化示范引领；另一方面也要根据综合性高校、行业性高校、高职院校发展特点，鼓励不同类型高校谋划差异化筹资路径，引导不同渠道的外部资金支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高校也应根据区域及学科发展差异，结合校友分布特点，做好多元化筹资战略规划，确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目标，而不应仅关注少数几所资源吸附能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的既有经验。
在充分发挥财政经费引导作用的前提下，能否通过多元化筹资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投入体制，关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成效，也关乎教育强国建设进程。唯有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好投入模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高校提高存量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通过多元化筹资积极拓展增量资源，不择细流，汇聚百川，吸引方方面面的力量支持高教事业，才能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作者：杨维东，系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