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曾参加一份核心期刊的学界座谈会。好多位参会者，不约而同地提到该刊发表的一篇论文，此文很优秀，但作者只是一位硕士生。大家纷纷感慨，这个级别的期刊居然发硕士生稿子，太难得了。
刘宁回忆起自己念博士时，就在本学科最好的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等她做了博导，却从学生那里得知，很多期刊一看是博士生论文就直接拒绝了，或者让学生加上导师名字再投。
她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发表博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占总发稿量的比例大多在4%以下，硕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已基本绝迹。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学者，发表论文也比较困难。
今年两会，刘宁带来了“人文社科期刊要多支持青年学者”的提案，提出“由于杂志的相关评价体系存在不合理之处，对青年学者发表论文存在明显歧视，亟须从改进期刊管理机制入手，树立关心青年学者的刊物导向，对青年学者独立的论文发表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距离毕业还剩一个多月，法学博士生阮清的工作还没有完全落定。阮清说，在找工作的简历上，论文发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有的大学在招聘时就说得很明白，要发几篇C刊；有的尽管不说，但如果论文没发够，在看简历时就会把你筛掉”。
北京一所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师程静感慨，从事自己这个专业方向的学者本身就少，所以引用率偏低。“期刊编辑就不愿意发你的文章，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
文慧教龄10年，她的专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针对性的核心期刊几乎没有，她只能投给相关的民俗、艺术等类别，“僧多粥少”。
文慧表示，“越是不那么顶尖的高校，就越想在科研方面往上冲，对青年学者的论文要求反而越高。我们学校一半的讲师都因为发不了论文而评不上副教授”。而像阮清所在的“双一流”大学，“可以发校内核心期刊，也可以用出国访问、联合培养等方式折抵”。
“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一家传媒类期刊的副主编引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名言，倡导多采用中青年专家学者的文章。为了向年轻人提供机会，这家期刊连续举办了十几届学术论文竞赛，还在微信公众号开设了面向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栏目。
除了发表难，刘宁指出另一个问题：人文社科领域的论文，师生合作署名现象，近些年日益泛滥，“大量本应学生独立署名的文章，现在是以师生合署出现在期刊上的，占期刊全部发稿量的10%-30%”。
“导师指导学生写作论文，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的科研能力，其指导工作属于份内的职责。”刘宁说，“一些导师对学生不认真指导，甚至没有指导，但学生的论文都要与其合署，这更是对学生成果的侵占”。
文慧的同学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导师没时间写文章，就指派给自己的学生写，然后导师署“一作”，学生署“二作”；但有的学生并没有那个水平，只能“凑”“攒”，期刊看到导师的大名，居然也发了。
然而，对导师而言，给学生文章署名有时也是无奈。
阮清的导师比较“传统”，指导学生写论文从不署名，这反而给学生带来困扰——导师不署名，论文发不出去。她的一位师姐，写的论文连导师都觉得好，但因为导师不署名，一直发不了，不得已又延期了一年才获得博士学位。
上述传媒类期刊的副主编认为，学术期刊向名家倾斜主要还是评价体系在起作用。一方面，名家的观点更加成熟，容易被更多人引用；另一方面，高校的评价体系也注重学术成果发表平台的层次，“一些同行为了保证影响力不得不这么做”。
“当然，那么多的期刊追逐为数不多的名家，让名家也有点尴尬和无奈。”这位学术期刊的管理者说。
某人文社科类C刊的编辑思南认为：“只要有好作品，就能发出来。联合署名是平衡的结果。看了博导的名字，多多少少会下载来看看，如果有新颖之处，就会引用；如果一个硕士生独立署名，不会有下载量，更不要说引用率了。”
程静注意到，有些高校已经修正了评价体系，一些期刊尽管不在核心名录范围内，但只要在这个学科里比较权威，学校就认同在这些期刊上发文满足对青年学者、博士生的考核标准。她建议，在对学者进行考核时增加对专著成果评价的比重，“但有的专著可以花钱出，这有赖于整个评价体系的完善”。
程静希望：“不是看这篇文章发表在什么等级的期刊，而是看这篇文章解决了什么问题，通过同行评议来进行实质评价。”
刘宁建议，改进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将青年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发稿量，作为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建议规定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刊发数量不应低于刊物全年发稿总量的10%。”
刘宁说：“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包括在读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在站工作的博士后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教师，他们是学术研究生力军，也是现代学术的未来与希望。”
（除刘宁外，其他采访对象为化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曾参加一份核心期刊的学界座谈会。好多位参会者，不约而同地提到该刊发表的一篇论文，此文很优秀，但作者只是一位硕士生。大家纷纷感慨，这个级别的期刊居然发硕士生稿子，太难得了。
刘宁回忆起自己念博士时，就在本学科最好的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等她做了博导，却从学生那里得知，很多期刊一看是博士生论文就直接拒绝了，或者让学生加上导师名字再投。
她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发表博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占总发稿量的比例大多在4%以下，硕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已基本绝迹。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学者，发表论文也比较困难。
今年两会，刘宁带来了“人文社科期刊要多支持青年学者”的提案，提出“由于杂志的相关评价体系存在不合理之处，对青年学者发表论文存在明显歧视，亟须从改进期刊管理机制入手，树立关心青年学者的刊物导向，对青年学者独立的论文发表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距离毕业还剩一个多月，法学博士生阮清的工作还没有完全落定。阮清说，在找工作的简历上，论文发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有的大学在招聘时就说得很明白，要发几篇C刊；有的尽管不说，但如果论文没发够，在看简历时就会把你筛掉”。
北京一所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师程静感慨，从事自己这个专业方向的学者本身就少，所以引用率偏低。“期刊编辑就不愿意发你的文章，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
文慧教龄10年，她的专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针对性的核心期刊几乎没有，她只能投给相关的民俗、艺术等类别，“僧多粥少”。
文慧表示，“越是不那么顶尖的高校，就越想在科研方面往上冲，对青年学者的论文要求反而越高。我们学校一半的讲师都因为发不了论文而评不上副教授”。而像阮清所在的“双一流”大学，“可以发校内核心期刊，也可以用出国访问、联合培养等方式折抵”。
“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一家传媒类期刊的副主编引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名言，倡导多采用中青年专家学者的文章。为了向年轻人提供机会，这家期刊连续举办了十几届学术论文竞赛，还在微信公众号开设了面向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栏目。
除了发表难，刘宁指出另一个问题：人文社科领域的论文，师生合作署名现象，近些年日益泛滥，“大量本应学生独立署名的文章，现在是以师生合署出现在期刊上的，占期刊全部发稿量的10%-30%”。
“导师指导学生写作论文，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的科研能力，其指导工作属于份内的职责。”刘宁说，“一些导师对学生不认真指导，甚至没有指导，但学生的论文都要与其合署，这更是对学生成果的侵占”。
文慧的同学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导师没时间写文章，就指派给自己的学生写，然后导师署“一作”，学生署“二作”；但有的学生并没有那个水平，只能“凑”“攒”，期刊看到导师的大名，居然也发了。
然而，对导师而言，给学生文章署名有时也是无奈。
阮清的导师比较“传统”，指导学生写论文从不署名，这反而给学生带来困扰——导师不署名，论文发不出去。她的一位师姐，写的论文连导师都觉得好，但因为导师不署名，一直发不了，不得已又延期了一年才获得博士学位。
上述传媒类期刊的副主编认为，学术期刊向名家倾斜主要还是评价体系在起作用。一方面，名家的观点更加成熟，容易被更多人引用；另一方面，高校的评价体系也注重学术成果发表平台的层次，“一些同行为了保证影响力不得不这么做”。
“当然，那么多的期刊追逐为数不多的名家，让名家也有点尴尬和无奈。”这位学术期刊的管理者说。
某人文社科类C刊的编辑思南认为：“只要有好作品，就能发出来。联合署名是平衡的结果。看了博导的名字，多多少少会下载来看看，如果有新颖之处，就会引用；如果一个硕士生独立署名，不会有下载量，更不要说引用率了。”
程静注意到，有些高校已经修正了评价体系，一些期刊尽管不在核心名录范围内，但只要在这个学科里比较权威，学校就认同在这些期刊上发文满足对青年学者、博士生的考核标准。她建议，在对学者进行考核时增加对专著成果评价的比重，“但有的专著可以花钱出，这有赖于整个评价体系的完善”。
程静希望：“不是看这篇文章发表在什么等级的期刊，而是看这篇文章解决了什么问题，通过同行评议来进行实质评价。”
刘宁建议，改进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将青年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发稿量，作为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建议规定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刊发数量不应低于刊物全年发稿总量的10%。”
刘宁说：“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包括在读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在站工作的博士后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教师，他们是学术研究生力军，也是现代学术的未来与希望。”
（除刘宁外，其他采访对象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