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在还历史“欠账”
“振兴杯”第一天比赛中午休息时，电工裁判组组长雷云涛吃了两口饭，就一头钻进金杯车中眯了一会。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他连续好几天，早上5点半出发，晚上12点以后才回到宾馆休息。
他的另一身份是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电气装置项目中国队专家组组长，他介绍：“这次‘振兴杯’的电工比赛，借鉴了国外比赛的经验。”原来国内比赛主要采用减分制，现在则采用加分制，完成一项就给一项分数，避免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压缩了给分的随意性。
“国外一次比赛要花5天进行，每个组都有一台设备，而国内有的比赛，一台设备一天要提供3批人使用。”雷云涛直言国内与国外比赛的差距，在他看来，尽管这几年国内大赛水平不断提高，但与国外大赛相比，国内一些比赛在场地、设备和材料等硬件设施上还有差别。
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参赛的年轻人在技术上差别并不是太大，关键在职业素养和职业规范上还有距离。最明显的就是工作中的安全防护，咱们给学生授课时讲的是原则性的规定。而外国在培训的时候，通过大量的图片给学生说明安全防护怎么做，这一点他们很细致。
很多选手表示，在参加比赛之前，才会给他们进行系统的补课，从头开始学。本质上，这是基础教育的“欠账”。
我国一方面出现“人才荒”，另外一方面有很多年轻人不好找工作。
“拿河北来说，刚毕业的技师收入两千元左右很普遍，与本科生的收入水平还是有差别，但是发达国家则不存在这样的状况。”他分析道，“这几年技工的收入一直往上走，但是要让技工回归自身的价值，我国还有一段路要走。”
雷云涛还看到一些技工学校的难处：除了承担技能培训的任务外，还要搞学历教育，以此吸引生源。
莆田市高级技工学校是该市唯一一所公办的技工学校，他们就面临相似的问题。
校长王开福介绍：“我们也很苦恼，我们既要涉及劳动部门的文凭，还要涉及教育部门的文凭。”事实上，这所学校是由人事局主管，而非教育局主管。他们既要培养高级技工又要进行成人和函授教育。
“有的投入到职业教育的经费，我们是没办法享受到的。目前，学校的经费来源是人社系统就业专项资金。”作为校长的他感觉非常头疼，“现在的审计都非常严格，这些钱只能购买设备，反倒觉得是一种浪费，客观上拉开了我们与其他职业院校的差距。”
大赛之后的思考
闫虎民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教师，作为“振兴杯”赛的裁判，他参加过第一届和第二届“振兴杯”赛。时隔9年之后，他回顾大赛，觉得大赛对于技工时代的来临有着建设性的作用。
“我感觉南方技工的发展要好一些，他们的待遇也不错。像这样的大赛正好给各地选手一个交流的平台，让他们各自找到差距，对实现人才水平的均衡有着积极作用。”雷云涛表示。
“如果没有这类比赛，把这些年轻的技工扔到岗位上，还得一点一点去爬，年轻人的成长就会很慢。有了这样的大赛，他们一夜就能凸显出来。从目前来看，这是发现人才最快的方式。”在雷云涛看来，大赛的作用是人才发现机制的重要手段。
在他看来，大赛发现人才也是一种国际做法。韩国就规定，如果获得世界技能大赛最高奖，那么这位男性公民就有免服兵役的机会，这算是一种殊荣。我们国家的参赛选手获得该奖之后，各方的奖励力度也不小，金牌20万元、银牌12万元、铜牌8万元。这是参照奥运会冠军标准进行奖励，另外各地还会有配套的奖励措施。
王强是湘电集团的团委书记，他认为技工大赛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能促进人才的流动。他说：“国有企业人才内部培养的方式比较多，但是流动比较慢，大赛正好提供平台，让企业迅速发现人才。”
他认为，通过类似的比赛培养其选手的荣誉感和职业认同感，其中发挥的导向作用更为关键。
王丰直到最近才稍微有点空闲。前段时间，江苏省“振兴杯”赛的初选工作就在他们学校来完成，而牵头的正是该校的团组织。
王丰认为，通过举办比赛，该校的团组织找到了与学校其他部门横向互动的机会，突出了共青团工作的重要性。
“前些年，国家为了组织年轻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把之前好多比赛都合并了，作为这项比赛的中国选拔赛。赛事少了，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机会就少了。”他觉得有些遗憾。
“我们学校组织一次省级青年技工选拔赛，投入就将近40万元。如果都是学校投入的话，举办一次两次还是可以的，但是年年承办压力就比较大。”他希望政府在这方面投入更多一点，鼓励青年技工人才的流动。
“后大赛”时代，整个社会更应该把关注点落在普通的技工青年的身上。
“都说要提高技工人才的地位，但是我们应该把这样的说法落到实处。”王开福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
他提出建议：“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中除了干部编制之外，还有工人编制。能不能把这一部分工人编制‘切出来’，专门招录职业院校和技工学校的学生。”应让招聘有所改革，以扭转社会对技工人才的偏见。
第十一届“振兴杯”赛已经结束，留给社会的思考才刚刚开始。还好，我们已经走在迈向“技工时代”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