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演的“双面夹击”
尽管曾经光环无数，但如今的外国语学校却正在遭遇不小的挑战。
“一般来说，外国语学校学生有两大出口：一是通过保送进入国内各大名校；二是直接出国。”某外国语学校教师陈兰告诉记者，今年其所在学校共有应届高三毕业生不到500人，其中近300名被国外大学录取，加上保送国内高校的，最后只剩20来人参加高考。
而挑战，也正来自这两大“出口”的“双面夹击”。
先是不断收紧的保送生政策。就在前不久，16所外国语学校接到了2016年的保送通知。据知情人士透露，保送名额均比今年有所下降，如济南外国语学校推荐名额就从今年的220人减少至198人。“这只是外语类保送降温的第一个信号，以前外语类保送生还可以选择其他专业，从今年起，只能进入语言类专业，以后只会更严。”
逐渐变“窄”的通道背后，是迅速扩张背景下被不断被稀释的教育质量。“别说全国几百所高校，就是16所有保送资格的学校里，教学质量也良莠不齐。很多保送来的孩子在大学学习中并没有展现出什么过人之处。”某高校教师杨军说。而此前从某外国语学校被保送至外交学院的李琛则担心，在相对宽松的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外国语学校学生不具备“考试技能”：“我毕业时学校一本率只有不到40%，其中还有保送生和出国学生。外国语学校学生参加高考的悲壮与惨烈，可想而知。”
此外，过分强调英语技能的课程背后是被忽视的文化教养。“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我们经常要跟家长‘斗争’。他们某种程度上很功利，总觉得‘学这个跟我的孩子申请学校没有关系’，我说‘对，跟申请学校没有关系，但是跟做人有关系，缺少中国元素、缺少中国文化，那你何曾成为一个中国人’。”杭州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夏谷鸣无奈地说。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执行校长石国鹏对此深有同感：“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美国大学为什么想录取中国学生，他们是希望录取一个完全不懂中国文化，而跟美国百分百对接的‘假洋鬼子’吗？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些大学有90%多的‘真洋鬼子’。他们要录取的这些中国学生、亚洲学生，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个重要理由是要增加校园文化的多样性。但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不具备做中国文化代言人的这种能力，那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如何从“工具”教育走向人文教育
挑战之下，外国语学校的转型之路究竟该如何走？
陈琳给新时期的外国语学校下了这样的定义——高级外语人才的主要供应地、各种外语教学途径和理念的实践基地、给外语高校提供生源的主要场所和开展国际教育的实验基地。
“过去一般的外语教育是重视工具，甚至应试。如今，外国语学校必须从工具教育走向人文教育。”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教育装备处处长乔玉全认为，外国语学校要有“五多”气质——多外文教育、多语种教育、多元体制、多国际交流和多文理教育：“要通过语言学习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不光要上课，还要有辩论、主题发言、模拟戏剧表演等大量教学方式的出现。”
“外语学校要研究如何突破旧的人才观和培养模式，打破应试教育对人才成长的束缚，探索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和国际水准的教育实践。我们的下一代再不能是高分数的行动弱者、思维匮乏者、文化缺失者。”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连仲提出四点建议：建构具有针对性的学段内课程体系；开展“以我为主”的多种国际合作方式；建设积极开放、有特色的管理团队；提高外语教师的思维深度和文化底蕴。
更多的外国语学校“掌门人”纷纷表示，各校正以开发特色校本课程等形式赋予新时期外国语教育更多内涵。
“我们的课程体系里，中国烹饪学是一门必修课，每个孩子必须至少学6道中国菜。孩子们问，‘为什么开这个课’，我说，‘孩子你知道在国外会做饭有多好找女朋友吗？’”石国鹏笑言：“当然仅靠中国菜还远远不够，我们还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我们每周4课时的语文课是必修课，没有任何人可以逃掉，用的是北京四中特级教师李加升先生编写的《华根语文教材》——以中华为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