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鸽子不用到地里，我才能随时照顾小孩。”王红军指了指床头晒着的3条白毯子。
他自己的床尾放着一个直径近1米的铁盆，盛着淡黄色的水，“白毯子每天都要洗，每条要洗好几道，最后一道的水留着，下次再用”，因为“村里没有自来水，要省着点用”。
2012年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小喆，常让父亲哭笑不得。现在，小喆开心的时候，王红军反而难过起来，“多好的娃啊，如果没出事，现在一定更开心”。
“好好的小孩，又没有什么病，突然整个腿没知觉，这谁能受得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速度这么快！”
2012年7月1日，没有任何征兆，王家被恶魔选中了。
这天中午12点，8岁的小喆在院子里玩沙子。突然，他倒下了，站起，走了几步，又倒了，这回站不起来了。陈女士听到喊声，赶紧把儿子抱回房间躺下，“一摸腿，没感觉”。
王红军和陈女士2011年已经离婚，原本，儿子是趁暑假到妈妈家生活几天。
“她给我打电话，说小孩病了，正送往伊犁州的医院。”收葡萄时节将近，王红军在地里绑枝条。他放下绳子就往车站赶。
在伊犁州，医生用小锤敲了敲小喆的膝盖。一锤，两锤，腿没反应。再摸摸肚子，还有知觉。
医生拿起黑色碳素笔，在小喆大腿处标了一道1厘米长的横线。每隔一段时间，医生用10厘米金属棒在小喆的皮肤划一划，重新标记没触觉的地方。
被抬进重症监护室的小喆，头疼、腹疼、背疼，但一拍片子，头颅、肝胆、双肾等器官完全正常。
“好好的小孩，又没有什么病，突然整个腿没知觉，这谁能受得了？我脑子里想很多，想怎么会这样子，我到处问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速度这么快！”想起当时的场面，王红军语无伦次。
陈女士也难过：“小孩是你的也是我的，我愿意让事情发生吗，我会不好好照顾吗？”
“他脸色苍白。我很难受。”王红军眼皮下垂，表情回到了那个“只能发呆，只能等”的夜晚。
他坐在门外，一刻也没有睡着，不时起身趴在监护室窗户上。他知道，其实这看不到什么。
天亮了，小喆体温由36.5摄氏度一路飙升到38度。他的咽部已经充血，大小便也失禁了。
横线开始移动，没知觉的地方上升了。医院下了第一份病危通知书，这距病发不到一天。
病历的用词一个比一个扎眼：“患儿在住院期间随时可能病情发展，出现呼吸肌麻痹，出现呼吸抑制，死亡可能。”
父母决定马上送儿子去乌鲁木齐。车主坚持人满才发车，王红军一咬牙，把全部座位都买了。
从此地去乌市将近10个小时。担心司机犯困，他们不断聊着天。司机问小孩怎么回事，谁也答不上来。后座上，小喆躺在妈妈身旁，插着尿管，直喊背疼。
7月3日早上5点8分，乌鲁木齐一家医院收治了小喆。
横线逐渐爬到肚脐以上了。家人又被塞了两张病危通知书。
“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医生问。陈女士答没有。王红军不知道医生为什么问这个。
熬过28天，横线终于停在了肋缘，与心脏只剩3根手指距离。医生告诉他们，孩子得了急性脊髓炎，现在病情稳定，“没什么可以治疗了，双腿只能做些康复训练。”
曾经的一家三口并不死心，他们继续飞往北京。小喆已经没法坐了，他下身没有知觉，好像悬空着，如果不牢牢撑住座位扶手，身子就会下滑。
王红军叹了口气，当时，积蓄差不多花光了，机票钱都是借的。
这个37岁的男人第一次离开新疆。对于首都，他现在只记得医院旁边有些使馆，还有各种肤色的外国人。而对于乌鲁木齐，他的印象停留在10年前，曾在那当保安、后厨帮忙的两年时光。
北京医生也确诊小喆患急性脊髓炎。他被问了同样的问题：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
“没有啊。”王红军查了家人拍照传来的疫苗接种本，最近一次定格在2008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