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四季度以来，教育部掀起高校独董问题监管风暴，润和软件、华信国际、豫金刚石等多家上市公司的高校独董春节前后集中辞职。“新华视点”记者统计发现，3个多月已有超过300名高校独董离职。高校独董密集离职潮透露了哪些反腐和公司治理新信号？
严管高校副处级以上干部，辐射普通教师群体
2015年四季度《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的下发，以及2015年12月初教育部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两位原领导干部违规兼职取酬的通报，让不少高校加快了清理高校独董的步伐。
记者梳理发现，离职的高校独董中绝大多数为领导干部，但其中也有并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普通高校教师。辞去岳阳兴长独董的唐课文，辞职原因是“由于在湖南理工学院担任了较为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任务等原因”；而辞去大唐发电独董的姜国华，辞职原因是“因需投入更多的精力于其现任职的学校工作上”。
据了解，去年教育部的专项检查以及此前的多项规定，主要针对高校领导干部这一群体。例如，2010年教育部向部属高校下发《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明确“不准违反规定在校内外经济实体中兼职或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2013年10月中组部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也对党员领导干部兼职企业进行了严格规定。
北京几家高校中曾经兼任过独董的多位教师告诉记者，学校对领导干部进行严管，并未明确出台对普通教师离任独董的规定，但是一些教师出于未来行政晋升等综合考虑，主动辞去了上市公司或未上市企业、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职务。
监管风暴剑指“高校依赖”背后三大问题
一大批兼职独董的高校干部教师集中离职，以及上百名高校教师仍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担任独董的现状，反映出中国上市公司严重的“高校依赖”症。此轮高校独董监管风暴，正是指向这一病症的几个深层问题。
——高校腐败。高校党政领导干部通过担任独立董事，安排上市公司负责人孩子就学，以此形成权钱交易，是高校独董备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招生过程中因受贿千万元被查处的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就曾担任7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这些企业经营内容涉及网络技术、交通、数码科技、商业银行、基金管理等多个领域。
——有偿中介风险。有业内人士分析，高校干部教师除具备专业的理论研究素质外，很多都在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担任咨询委员、兼职顾问等职务。很多上市公司正是看中了这些资源和社会关系，因此网罗众多高校教师担任独董。不过，这也同时增加了资源换利益的违规潜在风险。
记者发现，高校独董的社会身份通常非常之多。如在A股某大型上市公司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某高校博士生导师，同时还兼任多个学会、政府专家委员会的社会职务。在某大型金融上市公司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某高校教师，同时还在中国卫生法学会、中国法学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医师协会等组织担任常务理事或专家。
记者采访一些学术论坛时发现，组织并主持论坛的教授，可以请来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相关企业的众多领导参会，这种人脉影响力让很多上市公司十分羡慕。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认为，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的独立董事表面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起到为上市公司缔造关系网络的作用。
——“花瓶董事”。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不少高校独董拿着十几万的年薪，出席董事会就是投赞成票，没有行使为中小股东监督董事会的权利。广东奔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国华说，从其代理的多起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中可以看出，包括高校独董在内的独立董事群体，基本上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
在北京一家国企担任独立董事的一位律师对记者说，有些公司选择高校干部教师担任独董，是看名气、好面子，但实际上这个人的实际水平也许并不高。“我在开董事会的时候，就看到过一位高校老师一直端着手机看与业务无关的内容，让人很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