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提议，尽快制定“在家上学”条例，为教育创新提供法律依据。上世纪中叶，“在家上学”的教育模式诞生于美国。有数据显示，美国在2010年，有超过200万个孩子在家上学，占美国K12学龄儿童的3%-4%。
在中国，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显示，正在实践“在家上学”者约2000人，以北京、浙江、广东最为集中。毫无疑问，“在家上学”很难成为主流，只能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
“在家上学”的优劣，总是充满着讨论空间。选择“在家上学”，教育的主要责任就从学校落在了父母身上。假如父母无法提供充足的社交时间和空间，那么孩子的“社会化”就可能出现问题。而关于“在家上学”的优点，最根本的还在于父母能够提供一种个性化的教育方式。
不过，问题还不在“在家上学”的优劣，而在于现有的《义 务教育法》缺乏对“在家上学”的明确规定。换言之，家长(微博)如何对接“在家上学”与中考(微博)、高考(微博)和其他国家教育体系，缺乏明确的规范和措施。2015年修订的 《义务教育法》虽然保留了制度创新的空间——该法规定：“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但是，面对“在家上学”这一与学 校教育迥异的教育模式，需要更为细致的法律解释甚至相关法律条例。
“在家上学”是教育个性化的颠覆性产物，也是教 育权力和能力逐步下移的体现。作为一种社会支流，相关行政部门没有必要大肆鼓励，但同时也应该做出及时反馈，给予一定的探索空间。毕竟，宝贵的教育创新常 常发生在家庭和社区，我们没有理由舍弃创新的诞生。摘编自3月12日南都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