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相伴相依
“当年的老同学都说：年轻时，老伴的身体最不好，没想到他倒活得最长。”徐曼倩开心地说。如今，二老每天7点起床，两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看报纸，天气好的时候徐曼倩喜欢牵着费鹤年在小区散步。徐曼倩有些耳背，一般人的说话她都听不清楚，但对自己老伴的声音却很敏感，老伴说什么，她都会接着话题说下去。
二老一共生育了4个子女，他们都很优秀，整个大家庭20多人中，已经培养出了7名博士：“我们家老二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博士，在美国取得12项专利授权，被评为‘多产发明家’。老大、老二还有孙子、孙女，都是清华毕业，比我们还厉害。” 老人对此很骄傲。
说起爱情“保鲜”秘笈，费鹤年说，“相护相让，大家有困难一起克服，家庭和睦，才能快快乐乐。”他更是祝愿年轻伉俪能走过比他们75年更长的婚姻生活，“共同度过100年！”
如今这对恩爱夫妻依然相守宛如初见。每周，两位老人都还会到交大徐汇校区的咖啡馆内参加老校友聚会活动。
对话：从战火纷飞到儿孙满堂
广州日报：看了二老的两张合影，一张是摄于1940年的，还有一张是最近拍的。
费鹤年：前一张是我们的结婚照，那是1940年的初夏。那个时候的上海叫“十里洋场”，饭店生意可不比现在差。好不容易订到位子，就摆了两桌酒席，总共200大洋，款待一下双方至亲，这个婚算是结了。
徐曼倩：那个时候结婚很朴素，像现在动辄几十桌酒席的基本没有，除了少数的达官显贵。但结婚该走的礼数我们一样没少。正式结婚前的两年，也就是1938年，我们邀请双方父母、系里要好的同学一起吃了顿饭，算是订婚。我们那个年代，订婚是很严肃的事情，订完婚两个人基本不会再有变化了。
亲历抗战：忍泪拆除数年“心血”
广州日报：1938年，也就是你们订婚那年，国内最大的事情应该就是抗战开始了吧？
费鹤年：是的，那时候每天报纸上都是打仗的消息——这里胜了，那里败了，人心惶惶。我毕业后就被分派到广西，参与修筑南镇铁路的工程（注：南宁至镇南关），我主要负责地质测量工作。我那时候还患有肺病，按照我的身体情况是不适合去的，但因为战时，全民动员，作为大学生责无旁贷。
广州日报：有过与日军斗争的经历吗？
费鹤年：斗争谈不上，毕竟不能和前线流血牺牲的抗日将士相提并论。但在1939年秋，日军突然从北海登陆，情况非常危急，日军的先头部队距离我们已经非常近了。铁路建设指挥部经过研究决定，拆毁这条凝聚着我们所有科研工程人员心血的南镇铁路，当时对我们的教导是，“绝不能让我们的铁路为日寇服务”。1939年的时候，铁路虽然还未通车，但基本已经贯通了，处于试运营的阶段。没办法，民族大义是第一位的，我们终于下定决心，拆毁这条由我们亲手建造的铁路。很多师傅、同学和工人们是流着眼泪拆的，多少年的辛勤付出毁于一旦，这种心酸的滋味，至今依然能感受到。
民国的“恋爱观”：租房结婚很幸福
广州日报：现在最时髦的“校园恋情”，二老在70多年前就已经修成正果了。
费鹤年：我们那时候哪有“校园恋情”这种概念，只不过觉得合适就在一起了呗，没想过那么多。我是1934年考入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的，比她大两级。她进校的时候我已经大三了。1936年秋，我作为学生会干部参加迎新活动，在图书馆里遇到了她，聊了会儿天很投机，大家就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广州日报：二老谁追的谁？
徐曼倩：你说呢？哈哈……我的专业是财务管理，在以理工科见长的交大，女生只占很小的比例。我们整个系女生才30个人。那时候他是我的学长，对我也很照顾，彼此印象都挺好，而且又有不少共同语言，就走在一起了。
广州日报：还记得70多年前参加“高考”的情形吗？和今天有什么不同？
费鹤年：那区别可大了。现在的高考是国家统一命题，那时候除了基础课外，学校根据自己的不同专业自己命题，学生可以报好几所大学。所以大学都会用各种办法吸引优秀生源，有点类似今天美国高校录取的方式。
育儿观：父母的榜样无可替代
广州日报：这充分说明，二老的家庭教育非常成功！有没有什么育儿心得？
徐曼倩：心得谈不上，就一点个人建议吧。我认为，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非常重要。这需要父母做好榜样——父母爱读书，孩子也会跟着喜欢读书；父母学习好，孩子也会以父母毕业的母校作为目标去努力。
还有，更重要的是，父母要带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圈。我们经常走动的大都是以前的同学、同事，大都是知识分子，有教养有文化，孩子之间玩耍，耳濡目染间会养成很多好习惯，这比单纯的灌输要有效得多。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 贺涵甫、陈庆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