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难兼顾 产后妈妈多焦虑 市人大代表建议完善二孩生育服务保障
昨天（14日）是母亲节，在这个温情满满的日子里，感动、欣喜、快乐是妈妈们的“主旋律”。但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北京晨报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新手妈妈还是二孩妈妈，职场妈妈还是全职妈妈，面对来自家庭、社会、工作单位的压力，内心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彷徨焦虑。“妈妈们的焦虑不再是个案，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市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建民教授建议完善二孩生育服务保障，缓解妈妈们的焦虑。
现状 工作生活难平衡
80后妈妈张女士原本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工作生活中开心愉悦，和老公、公婆相处融洽，但所有这一切随着去年宝宝的降生都被打破了。
“一切都变了”，张女士大吐“苦水”，“首先是职场和妈妈这两个身份很难平衡。比如，平时上班，孩子没法自己带，只能交给父母，没条件的只能请保姆、育儿嫂。”张女士说，听起来有老人帮忙带孩子算是幸福了，但实际上，老人和年轻人带孩子的习惯观念存在差距，带娃成了一件特别难沟通和达成共识的事。张女士也因此和婆婆之间有了隔阂，“现在家里经常火药味儿十足，虽然没有明着说对方的不是，但是双方都互相看不上，原本良好的婆媳关系因为带娃改变了。”
张女士说，自己脑海里几次冒出辞职的念头，很想回家自己带娃，把育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每次遇到娃生病，或者周末节假日带娃玩被单位通知加班时，内心的抓狂更是无法言表。
张女士的例子不是个案。在张女士所在的小区，生完娃就辞职，全职在家带娃的妈妈占到半数以上。迫于经济压力等原因没有辞职的妈妈，也有不少在琢磨能否换个工作。“自由点的，能多在家陪娃的行业，比如保险、微商，我都有考虑。”张女士和几个邻居曾探讨过这个话题。
爸爸带娃常缺位
“家庭和社会都默认妈妈带孩子是理所当然的，爸爸的缺席也大大加重了职场妈妈的压力。”同为80后的娃妈王女士道出另一层困境。
王女士的先生自己创业，全国各地跑，在家的时间非常有限。加上家里老人生病，王女士又在上班，只能请了个保姆白天看娃，保姆晚上6点下班，她再回家接班。
“真是心力交瘁，有时候回家还要工作，我就在床上围了个围挡，娃在里面哭，我就在一边工作。一次半夜娃哭了好久，我实在受不了了，任她在床上哭，自己跑到卫生间里哭。”王女士说。
“有的爸爸即使工作不忙，也缺乏对妻子的理解，缺乏责任心。”另一位二孩妈妈林女士说。
“很多年轻父亲自己是独生子女，虽然结婚生子，但不能真正肩负起家庭的责任。”林女士说，自己小时候父母单位往往有子弟托儿所，再加上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有兄弟姐妹照应，父亲缺位的影响没那么明显。在林女士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开办托幼班等办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需要个体、家庭、社会等层面的整体转变，“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分析 经济压力大 在意育儿品质
事实上，全面二孩政策并未带来人们想象中的生育高峰，一些妈妈对生不生二孩犹豫不决，甚至望而却步。对此，市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建民教授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
王建民说，一方面，女性的生育力从35岁后开始明显下降，40岁更是显著减低，生育能力在走下坡路。
此外，经过调查，大城市高学历适龄（30岁以内）孕妇再生育愿望不积极，经济压力为主因。王建民说，“放开二孩的受益者主要是受计生政策管控最为严格的中产阶级群体，但他们同时也是对育儿质量和生活品质尤为关注和在意的群体。”
在王建民看来，生育政策已不再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生育二孩意味着生活成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都会相应增加，这让很多家庭望而却步。
生育愈发影响女性职业发展
王建民还表示，伴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女性就业机会减少，就业性别歧视加剧的现象愈演愈烈。
王建民说，《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全面二孩政策使生育对妇女职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凸显。就业市场上女大学生的就业机会明显低于男生。有没有男朋友、是否已婚、近几年是否有生育打算，更是成为应聘时女大学生普遍会被问到的问题。“虽然我国《劳动法》规定，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权利，但现有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在相关规范不足的情况下，求职人或受雇人很难得知雇主所采用的雇用措施是否构成就业歧视，更遑论主张权利或寻求救济。”
即使找到合适的工作，现实中对于适育女性及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三期”女性的就业歧视也一直存在，在岗的女性职工在“三期”遭受用人单位不公平对待的情形也时有发生。0至3岁的托幼照管服务是空白，一些妈妈很难做到家庭工作兼顾。
建议 建议延长产假 各地统一时长
王建民建议，应结合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进一步完善生育服务保障，缓解妈妈的压力。
建议出台相关鼓励生育二孩的福利待遇；对于女性员工多的单位，政府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奖励措施，形成相应配套的制度，减轻企业负担；以家庭为单位纳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考虑停止社会抚养费的征收。
王建民还认为，现行的98天生育假太短，应该尽可能延长，让女性有充分的时间恢复身体并照顾新生儿的身体健康，如休息半年。他建议全国各地产假统一时长，而不是由各地自定。同时完善和保障二孩生育假期奖励制度，生育假的相关规定在一些企业不易得到严格执行，应该引起执法检查部门的重视。
此外，王建民建议建立高龄产妇助孕补助制度，对符合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并准备怀孕的60后、70后夫妇提供助孕服务和补贴，以保障她们生育健康子女。
立法保障女性职业发展
王建民建议出台《反就业歧视法》，在就业领域系统地保护女性权益，明确具体的法律条例和保障措施，明确规定就业歧视的认定范围和判定标准，明确用人单位就业歧视行为的法律责任。
政府要设置专门的反歧视平权机构，负责监督反歧视法律和政策的落实情况，对系统性歧视问题进行调查，提出或支持公益性诉讼，防止、杜绝具有普遍性的违法歧视行为，促进平等机会的实现，为歧视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救济。
建0至3岁婴幼儿照料社会化服务体系
王建民建议，大力发展公共托幼护理服务。加大政府对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儿童保健科室的建设投入力度，扩大现有妇幼健康服务机构的儿童保健科室规模，加大硬件投入，增加现有妇幼健康服务机构的儿童保健科室容纳量，添加0至3岁婴幼儿护理照料服务功能。
建立0至3岁婴幼儿护理照料社会化服务体系，尝试建立育儿产业标准化建设，提供全托护理照料、上门服务、短时托管护理照料、突发情况救护等灵活多样的0至3岁婴幼儿护理照料服务方式。增强社区婴幼儿护理照料、托幼日间护理照料和居家婴幼儿护理照料等服务功能，分担职场父母和祖（外祖）父母的育儿压力。
同时，王建民呼吁爸爸们多参与到孩子的陪伴中来，肩负起家庭责任，缓解妈妈们的压力。
工作家庭难兼顾 产后妈妈多焦虑 市人大代表建议完善二孩生育服务保障
昨天（14日）是母亲节，在这个温情满满的日子里，感动、欣喜、快乐是妈妈们的“主旋律”。但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北京晨报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新手妈妈还是二孩妈妈，职场妈妈还是全职妈妈，面对来自家庭、社会、工作单位的压力，内心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彷徨焦虑。“妈妈们的焦虑不再是个案，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市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建民教授建议完善二孩生育服务保障，缓解妈妈们的焦虑。
现状 工作生活难平衡
80后妈妈张女士原本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工作生活中开心愉悦，和老公、公婆相处融洽，但所有这一切随着去年宝宝的降生都被打破了。
“一切都变了”，张女士大吐“苦水”，“首先是职场和妈妈这两个身份很难平衡。比如，平时上班，孩子没法自己带，只能交给父母，没条件的只能请保姆、育儿嫂。”张女士说，听起来有老人帮忙带孩子算是幸福了，但实际上，老人和年轻人带孩子的习惯观念存在差距，带娃成了一件特别难沟通和达成共识的事。张女士也因此和婆婆之间有了隔阂，“现在家里经常火药味儿十足，虽然没有明着说对方的不是，但是双方都互相看不上，原本良好的婆媳关系因为带娃改变了。”
张女士说，自己脑海里几次冒出辞职的念头，很想回家自己带娃，把育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每次遇到娃生病，或者周末节假日带娃玩被单位通知加班时，内心的抓狂更是无法言表。
张女士的例子不是个案。在张女士所在的小区，生完娃就辞职，全职在家带娃的妈妈占到半数以上。迫于经济压力等原因没有辞职的妈妈，也有不少在琢磨能否换个工作。“自由点的，能多在家陪娃的行业，比如保险、微商，我都有考虑。”张女士和几个邻居曾探讨过这个话题。
爸爸带娃常缺位
“家庭和社会都默认妈妈带孩子是理所当然的，爸爸的缺席也大大加重了职场妈妈的压力。”同为80后的娃妈王女士道出另一层困境。
王女士的先生自己创业，全国各地跑，在家的时间非常有限。加上家里老人生病，王女士又在上班，只能请了个保姆白天看娃，保姆晚上6点下班，她再回家接班。
“真是心力交瘁，有时候回家还要工作，我就在床上围了个围挡，娃在里面哭，我就在一边工作。一次半夜娃哭了好久，我实在受不了了，任她在床上哭，自己跑到卫生间里哭。”王女士说。
“有的爸爸即使工作不忙，也缺乏对妻子的理解，缺乏责任心。”另一位二孩妈妈林女士说。
“很多年轻父亲自己是独生子女，虽然结婚生子，但不能真正肩负起家庭的责任。”林女士说，自己小时候父母单位往往有子弟托儿所，再加上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有兄弟姐妹照应，父亲缺位的影响没那么明显。在林女士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开办托幼班等办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需要个体、家庭、社会等层面的整体转变，“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分析 经济压力大 在意育儿品质
事实上，全面二孩政策并未带来人们想象中的生育高峰，一些妈妈对生不生二孩犹豫不决，甚至望而却步。对此，市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建民教授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
王建民说，一方面，女性的生育力从35岁后开始明显下降，40岁更是显著减低，生育能力在走下坡路。
此外，经过调查，大城市高学历适龄（30岁以内）孕妇再生育愿望不积极，经济压力为主因。王建民说，“放开二孩的受益者主要是受计生政策管控最为严格的中产阶级群体，但他们同时也是对育儿质量和生活品质尤为关注和在意的群体。”
在王建民看来，生育政策已不再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生育二孩意味着生活成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都会相应增加，这让很多家庭望而却步。
生育愈发影响女性职业发展
王建民还表示，伴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女性就业机会减少，就业性别歧视加剧的现象愈演愈烈。
王建民说，《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全面二孩政策使生育对妇女职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凸显。就业市场上女大学生的就业机会明显低于男生。有没有男朋友、是否已婚、近几年是否有生育打算，更是成为应聘时女大学生普遍会被问到的问题。“虽然我国《劳动法》规定，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权利，但现有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在相关规范不足的情况下，求职人或受雇人很难得知雇主所采用的雇用措施是否构成就业歧视，更遑论主张权利或寻求救济。”
即使找到合适的工作，现实中对于适育女性及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三期”女性的就业歧视也一直存在，在岗的女性职工在“三期”遭受用人单位不公平对待的情形也时有发生。0至3岁的托幼照管服务是空白，一些妈妈很难做到家庭工作兼顾。
建议 建议延长产假 各地统一时长
王建民建议，应结合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进一步完善生育服务保障，缓解妈妈的压力。
建议出台相关鼓励生育二孩的福利待遇；对于女性员工多的单位，政府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奖励措施，形成相应配套的制度，减轻企业负担；以家庭为单位纳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考虑停止社会抚养费的征收。
王建民还认为，现行的98天生育假太短，应该尽可能延长，让女性有充分的时间恢复身体并照顾新生儿的身体健康，如休息半年。他建议全国各地产假统一时长，而不是由各地自定。同时完善和保障二孩生育假期奖励制度，生育假的相关规定在一些企业不易得到严格执行，应该引起执法检查部门的重视。
此外，王建民建议建立高龄产妇助孕补助制度，对符合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并准备怀孕的60后、70后夫妇提供助孕服务和补贴，以保障她们生育健康子女。
立法保障女性职业发展
王建民建议出台《反就业歧视法》，在就业领域系统地保护女性权益，明确具体的法律条例和保障措施，明确规定就业歧视的认定范围和判定标准，明确用人单位就业歧视行为的法律责任。
政府要设置专门的反歧视平权机构，负责监督反歧视法律和政策的落实情况，对系统性歧视问题进行调查，提出或支持公益性诉讼，防止、杜绝具有普遍性的违法歧视行为，促进平等机会的实现，为歧视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救济。
建0至3岁婴幼儿照料社会化服务体系
王建民建议，大力发展公共托幼护理服务。加大政府对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儿童保健科室的建设投入力度，扩大现有妇幼健康服务机构的儿童保健科室规模，加大硬件投入，增加现有妇幼健康服务机构的儿童保健科室容纳量，添加0至3岁婴幼儿护理照料服务功能。
建立0至3岁婴幼儿护理照料社会化服务体系，尝试建立育儿产业标准化建设，提供全托护理照料、上门服务、短时托管护理照料、突发情况救护等灵活多样的0至3岁婴幼儿护理照料服务方式。增强社区婴幼儿护理照料、托幼日间护理照料和居家婴幼儿护理照料等服务功能，分担职场父母和祖（外祖）父母的育儿压力。
同时，王建民呼吁爸爸们多参与到孩子的陪伴中来，肩负起家庭责任，缓解妈妈们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