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下的留美高潮，收获丰厚高知人才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向诸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这就是所谓的庚子赔款。
7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国国会出于其在华长远利益的考虑，通过了把一部分赔款退还中国的议案。中美双方拟定了一项协议办法，利用这笔赔款遣派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专学校深造，并创设清华学堂，作为中国青年赴美各大专学校深造的预科。
从美国退款开始的1909年到清华学堂成立的1911年，举行了三次甄别考试，以挑选直接赴美留学青年。其中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二次考试，所考科目有：中文论说、英文论说、历史、地理、算学及德文或法文。而且规定上述科目除中文论说和德文或法文外，一律采用英文考试，足见考试难度之大。考试结果，400名应试青年中有70名考中，第一名为上海南洋中学的杨锡仁，平均成绩为79.207分；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和作曲家的赵元任以73.4分的成绩名列第二，竺可桢考了63.8分名列第28,胡适考了59.075分，列第55名。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到1929年改为清华大学，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达1279人。这样，以清华为中坚力量，便形成了清末民初赴美留学的高潮。
留美学生大都学习刻苦、成绩优良。茅以升考取清华留美生之前是唐山路矿学堂的毕业生，他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留学，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令教授们赞叹不已。而且，由于他入学考试成绩特别优秀，校长亲自宣布：今后，凡是唐山路矿学堂毕业来康乃尔大学研究院的，可以免试注册。
侯德榜1913年由清华学堂赴美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17年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后入柏拉图学院学习制革，获制革化学师文凭。1919年他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化学工程，两年后即获博士学位。
胡适在演讲方面收益较大，到四年级时，他获得卜郎吟论文奖，这项荣誉由中国留学生取得，在新闻界引起了震动。当时纽约各报都加以报道，这一来社会各界团体都来请他去演讲，甚至美国文化重地波士顿市内的“卜郎吟学会”也来邀请他去演讲。
在1955年3月公布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清华留美生就有诸如周培源、梁思成、汤用彤、杨石先等29人。
甲午战败促使向日本学习，留日学生成了反清革命主力
甲午战败的耻辱，也使很多中国人意识到，昔日的学生已成了今日的老师，向日本学习，逐渐成了社会上很多人的共识。洋务重臣张之洞就是倡导青年学生留学日本的积极鼓吹者，他的主张也备受朝廷重视。而当时日本政府中的一些人出于培植在华势力的信念，也主张积极接受中国留学生。
于是，清政府从关系其安身立命的“新政”出发，决定广派留日学生。1898年，清廷派黄遵宪继裕庚之后任驻日本公使，并在所拟呈递日本方面的国书中表示了中国派遣学生的决议。这样，留学日本的帷幕就拉开了。
当时的中国，赴日留学已成为青年人向往的理想和目标。据出使大臣杨枢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的统计，在日的中国学生已达1300多人，其中学文科的有1100多人，学武科的有200多人，这之中有大量的自费生。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为8000人，1906年达12000人。1906年是留日最高峰时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急于求成，希望在短期内掌握一技之长，归国后即可施展才能。他们出国前没有作扎实的准备，以官费生来说，稍具一般知识或稍经考验，即可膺选；至于自费生，一旦有了经费来源，便可被批准出洋，毫无计划可言。加上一些日本教育家也鼓吹中国急需的是有某种技能的应用人才，学问高深的专门人才可以慢慢培养，于是，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速成科和普通科大量产生，形成了留学的主流。
关于留日学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有鲁迅、郭沫若、李叔同、田汉、欧阳予倩这样的名字，自然可以说明一切。而留日学生在推翻清朝统治革命中的贡献，更是有着突出的作用。
留日学生们为辛亥革命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当时留日的各省同乡会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河南》《四川》《洞庭波》，等等。1903年后，这些刊物一致鼓吹革命，宣传反清。1905年11月创刊的《民报》以宣传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为总纲，在抨击清政府、鼓吹反清革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方面成绩卓著。留日学生还编写了大量的图书，为反清革命提供精神武器，其中以邹容写的《革命军》和陈天华写的《猛回头》《警世钟》影响最大。这些小册子很快流传全国各地，特别是两湖学堂和新军军营，对促进各地武装起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05年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高潮，又过了6年，便爆发了埋葬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在此期间，留日学生成为骨干力量。据统计，从1905年到1907年，同盟会为数可考的会员有379人，其中354人是留学生，占93%，而绝大多数是留日生，如黄兴、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秋瑾等还主持同盟会的工作。为了将革命推向全国，许多留日生放弃了学业回国活动，他们组织和参加武装起义，不少人血洒疆场。如徐锡麟、秋瑾分别在安庆和大通起义中英勇就义。 （本文写作参考吴霓著《中国人留学史话》，刘志强、张学继著《留学史话》，谢长法著《中国留学教育史》等，特此致谢）
庚子赔款下的留美高潮，收获丰厚高知人才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向诸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这就是所谓的庚子赔款。
7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国国会出于其在华长远利益的考虑，通过了把一部分赔款退还中国的议案。中美双方拟定了一项协议办法，利用这笔赔款遣派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专学校深造，并创设清华学堂，作为中国青年赴美各大专学校深造的预科。
从美国退款开始的1909年到清华学堂成立的1911年，举行了三次甄别考试，以挑选直接赴美留学青年。其中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二次考试，所考科目有：中文论说、英文论说、历史、地理、算学及德文或法文。而且规定上述科目除中文论说和德文或法文外，一律采用英文考试，足见考试难度之大。考试结果，400名应试青年中有70名考中，第一名为上海南洋中学的杨锡仁，平均成绩为79.207分；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和作曲家的赵元任以73.4分的成绩名列第二，竺可桢考了63.8分名列第28,胡适考了59.075分，列第55名。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到1929年改为清华大学，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达1279人。这样，以清华为中坚力量，便形成了清末民初赴美留学的高潮。
留美学生大都学习刻苦、成绩优良。茅以升考取清华留美生之前是唐山路矿学堂的毕业生，他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留学，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令教授们赞叹不已。而且，由于他入学考试成绩特别优秀，校长亲自宣布：今后，凡是唐山路矿学堂毕业来康乃尔大学研究院的，可以免试注册。
侯德榜1913年由清华学堂赴美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17年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后入柏拉图学院学习制革，获制革化学师文凭。1919年他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化学工程，两年后即获博士学位。
胡适在演讲方面收益较大，到四年级时，他获得卜郎吟论文奖，这项荣誉由中国留学生取得，在新闻界引起了震动。当时纽约各报都加以报道，这一来社会各界团体都来请他去演讲，甚至美国文化重地波士顿市内的“卜郎吟学会”也来邀请他去演讲。
在1955年3月公布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清华留美生就有诸如周培源、梁思成、汤用彤、杨石先等29人。
甲午战败促使向日本学习，留日学生成了反清革命主力
甲午战败的耻辱，也使很多中国人意识到，昔日的学生已成了今日的老师，向日本学习，逐渐成了社会上很多人的共识。洋务重臣张之洞就是倡导青年学生留学日本的积极鼓吹者，他的主张也备受朝廷重视。而当时日本政府中的一些人出于培植在华势力的信念，也主张积极接受中国留学生。
于是，清政府从关系其安身立命的“新政”出发，决定广派留日学生。1898年，清廷派黄遵宪继裕庚之后任驻日本公使，并在所拟呈递日本方面的国书中表示了中国派遣学生的决议。这样，留学日本的帷幕就拉开了。
当时的中国，赴日留学已成为青年人向往的理想和目标。据出使大臣杨枢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的统计，在日的中国学生已达1300多人，其中学文科的有1100多人，学武科的有200多人，这之中有大量的自费生。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为8000人，1906年达12000人。1906年是留日最高峰时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急于求成，希望在短期内掌握一技之长，归国后即可施展才能。他们出国前没有作扎实的准备，以官费生来说，稍具一般知识或稍经考验，即可膺选；至于自费生，一旦有了经费来源，便可被批准出洋，毫无计划可言。加上一些日本教育家也鼓吹中国急需的是有某种技能的应用人才，学问高深的专门人才可以慢慢培养，于是，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速成科和普通科大量产生，形成了留学的主流。
关于留日学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有鲁迅、郭沫若、李叔同、田汉、欧阳予倩这样的名字，自然可以说明一切。而留日学生在推翻清朝统治革命中的贡献，更是有着突出的作用。
留日学生们为辛亥革命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当时留日的各省同乡会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河南》《四川》《洞庭波》，等等。1903年后，这些刊物一致鼓吹革命，宣传反清。1905年11月创刊的《民报》以宣传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为总纲，在抨击清政府、鼓吹反清革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方面成绩卓著。留日学生还编写了大量的图书，为反清革命提供精神武器，其中以邹容写的《革命军》和陈天华写的《猛回头》《警世钟》影响最大。这些小册子很快流传全国各地，特别是两湖学堂和新军军营，对促进各地武装起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05年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高潮，又过了6年，便爆发了埋葬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在此期间，留日学生成为骨干力量。据统计，从1905年到1907年，同盟会为数可考的会员有379人，其中354人是留学生，占93%，而绝大多数是留日生，如黄兴、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秋瑾等还主持同盟会的工作。为了将革命推向全国，许多留日生放弃了学业回国活动，他们组织和参加武装起义，不少人血洒疆场。如徐锡麟、秋瑾分别在安庆和大通起义中英勇就义。 （本文写作参考吴霓著《中国人留学史话》，刘志强、张学继著《留学史话》，谢长法著《中国留学教育史》等，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