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段“上海携程亲子乐园幼儿遭虐待”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视频显示，亲子中心工作人员向多名幼童做出推搡、灌喂不明物体的行为。昨天（8日），携程回应称，已与涉事人员解除合同，并已于11月7日报警。
托幼教育机构亟须“大浪淘沙”
获知此事后，家长们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目前网络世界中的舆情也显示，多数网友对于视频中老师的行为表示愤慨，纷纷进行谴责。
在托幼所中发生伤害孩子的事件，证明其在管理上存在重大疏漏。携程相关负责人表示，托幼所完全交由第三方早教机构管理，该机构具备相应的早教资质。然而，上海长宁区教育局回应称，此事已知晓，但该托幼所未在教育部门备案。
既然未被教育部门所承认，该托幼所实际上不具备办学资质，携程方面被无情打脸了。尽管携程认错态度可谓良好，表示将对责任人员追责到底，但是，这口管理不善的锅，必须由携程来背，“第三方管理”不能成为其推卸责任的理由。
谈及未来，携程表示，“将加强对于托幼所的监管力度，同时尽快把监控视频安装到相关家属的手机端。”在每个小班级，携程均派HR员工督促管理。其实上述管理方式并不复杂，为何携程在东窗事发后才付诸实施？令人后怕的还有，若非此番视频被曝光，园内老师伤害儿童的情况是否会被发现？在这之前，类似事件究竟持续了多久？无论如何，时下携程应该考虑的不是如何追责，而是反思自身的管理模式。
公开资料显示，涉事托幼所是在2015年底经上海长宁区妇联牵头，携程公司与一家儿童托管机构设计打造的日常托管服务项目。携程是国内知名的大型科技企业，上海又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国际大都市，这种情况下竟会发生伤害儿童的恶性事件，无疑加剧了家长对儿童托管机构的疑虑。
相信绝大多数幼教老师是敬业而充满爱心的。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想必是怀有一颗赤诚之心的。如果因为携程托幼所的过失，而向幼教老师投去怀疑的目光，甚至妖魔化幼教行业，不是理性的态度。
我国托幼所的市场需求量巨大，统计显示，目前至少有3000万城市家庭有儿童托管需求。今年暑假，一名杭州家长向领导写信要求陪陪孩子，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其实，不少双职工家庭一直为孩子没人带的问题而烦恼。企业开办托幼所，不失为一种良策。不少携程职工1岁半至3岁左右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家中无人带教，携程托幼所为他们解决了实际问题。
如此看来，企业托幼所模式并非原罪，相反，还应该坚持开展。关键还在于，企业与第三方机构能否共同尽到管理责任，有关部门是否能对那些已经运营的托幼机构进行严格的审核与监督。而且，与时下多数家庭的收入水平相比，许多托幼所的收费堪称夸张，昂贵的费用是否能保证服务质量？对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幼教、托幼机构而言，洗尽铅华、大浪淘沙的时刻到了。
反思企事业单位办园模式
这件事当然是个案，携程的回应也十分迅速。可是，也有必要对由企事业单位举办幼儿园这一缓解入园难的办园模式进行反思。
近年来，为解决幼儿入园难问题，我国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园，携程亲子园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举办的。客观而言，调动各方资源建设幼儿园，以缓解幼儿入园难，这是一条可以想到的“便捷”措施，然而，这一措施早已被实践证明存在问题，重新推进这一措施，虽然可以增加学前教育资源，却隐藏着可以预见的风险与诸多问题。
我国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就存在很多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主要解决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入园问题，在学位多余时才开放给社区居民。这一做法随着我国建立现代政府、现代企业和现代学校改革的推进，面临争议。一方面，这是单位办社会机构，包办职工的一切，让企事业单位、学校不堪重负，也分散企事业单位、学校的精力；另一方面，这会制造不公平，机关、事业单位拿的是财政拨款举办幼儿园，却只开放给（或主要保障）本单位的职工子女，这有违教育公平。再加上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幼儿园，隶属于企事业，园长由企事业单位任命，教师由企事业单位招聘、管理，办园也很不规范、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不少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幼儿园，被调整划归到当地教育部门管理，与企事业单位脱钩。
这本身是很正确的选择，然而，在当时幼儿数量减少的背景下，相当数量的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幼儿园，在与企事业单位脱钩之后被关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不愿意出钱维持这些幼儿园办园。结果是，公办性质幼儿园越来越少，很多地方的学前教育主要由民办幼儿园保障，而随着我国幼儿数量增多，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各地都出现严重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幼儿的学前教育甚至需要大批没有合格资质的“黑幼儿园”存在才能保障。
为缓解“入园难，入园贵”，从2011年起，我国实行“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各地政府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增加普惠幼儿园，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学前教育的三年毛入园率有大幅提高，但公办、普惠幼儿园比重还是偏低，对此，鼓励企事业单位、街道举办幼儿园，当然可以作为提高公办、普惠园比重的一条途径，可是，这不又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前的老路上了吗？
对此，在有关部门出台鼓励企事业单位举办幼儿园的政策时，专家就发出疑问：当年企事业单位举办幼儿园存在的争议，会不会再次上演？如何对这些幼儿园进行规范管理？会不会出现多头管理（包括企业出资举办，委托管理）的灰色地带？
提高公办、普惠园比重，关键在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我国目前学前教育公办园比重低，主要原因是政府财政投入不够。2008年，我国预算内学前教育经费总支出仅占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总量的1.29%。经过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后，2013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3%。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2020年，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园比例达到80%，是教育改革和发展要啃下的硬骨头之一，为此，我国应该强调政府的投入责任。
让老百姓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园只是应急之举，从长远看，应当把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明确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责任。把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其实是完全可行的，因为要求家长必须让孩子接受一年学前教育，不会有多大阻力。而把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国家并不缺少财力，关键在于如何从立法层面推进解决这一问题。
近日，多段“上海携程亲子乐园幼儿遭虐待”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视频显示，亲子中心工作人员向多名幼童做出推搡、灌喂不明物体的行为。昨天（8日），携程回应称，已与涉事人员解除合同，并已于11月7日报警。
托幼教育机构亟须“大浪淘沙”
获知此事后，家长们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目前网络世界中的舆情也显示，多数网友对于视频中老师的行为表示愤慨，纷纷进行谴责。
在托幼所中发生伤害孩子的事件，证明其在管理上存在重大疏漏。携程相关负责人表示，托幼所完全交由第三方早教机构管理，该机构具备相应的早教资质。然而，上海长宁区教育局回应称，此事已知晓，但该托幼所未在教育部门备案。
既然未被教育部门所承认，该托幼所实际上不具备办学资质，携程方面被无情打脸了。尽管携程认错态度可谓良好，表示将对责任人员追责到底，但是，这口管理不善的锅，必须由携程来背，“第三方管理”不能成为其推卸责任的理由。
谈及未来，携程表示，“将加强对于托幼所的监管力度，同时尽快把监控视频安装到相关家属的手机端。”在每个小班级，携程均派HR员工督促管理。其实上述管理方式并不复杂，为何携程在东窗事发后才付诸实施？令人后怕的还有，若非此番视频被曝光，园内老师伤害儿童的情况是否会被发现？在这之前，类似事件究竟持续了多久？无论如何，时下携程应该考虑的不是如何追责，而是反思自身的管理模式。
公开资料显示，涉事托幼所是在2015年底经上海长宁区妇联牵头，携程公司与一家儿童托管机构设计打造的日常托管服务项目。携程是国内知名的大型科技企业，上海又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国际大都市，这种情况下竟会发生伤害儿童的恶性事件，无疑加剧了家长对儿童托管机构的疑虑。
相信绝大多数幼教老师是敬业而充满爱心的。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想必是怀有一颗赤诚之心的。如果因为携程托幼所的过失，而向幼教老师投去怀疑的目光，甚至妖魔化幼教行业，不是理性的态度。
我国托幼所的市场需求量巨大，统计显示，目前至少有3000万城市家庭有儿童托管需求。今年暑假，一名杭州家长向领导写信要求陪陪孩子，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其实，不少双职工家庭一直为孩子没人带的问题而烦恼。企业开办托幼所，不失为一种良策。不少携程职工1岁半至3岁左右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家中无人带教，携程托幼所为他们解决了实际问题。
如此看来，企业托幼所模式并非原罪，相反，还应该坚持开展。关键还在于，企业与第三方机构能否共同尽到管理责任，有关部门是否能对那些已经运营的托幼机构进行严格的审核与监督。而且，与时下多数家庭的收入水平相比，许多托幼所的收费堪称夸张，昂贵的费用是否能保证服务质量？对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幼教、托幼机构而言，洗尽铅华、大浪淘沙的时刻到了。
反思企事业单位办园模式
这件事当然是个案，携程的回应也十分迅速。可是，也有必要对由企事业单位举办幼儿园这一缓解入园难的办园模式进行反思。
近年来，为解决幼儿入园难问题，我国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园，携程亲子园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举办的。客观而言，调动各方资源建设幼儿园，以缓解幼儿入园难，这是一条可以想到的“便捷”措施，然而，这一措施早已被实践证明存在问题，重新推进这一措施，虽然可以增加学前教育资源，却隐藏着可以预见的风险与诸多问题。
我国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就存在很多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主要解决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入园问题，在学位多余时才开放给社区居民。这一做法随着我国建立现代政府、现代企业和现代学校改革的推进，面临争议。一方面，这是单位办社会机构，包办职工的一切，让企事业单位、学校不堪重负，也分散企事业单位、学校的精力；另一方面，这会制造不公平，机关、事业单位拿的是财政拨款举办幼儿园，却只开放给（或主要保障）本单位的职工子女，这有违教育公平。再加上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幼儿园，隶属于企事业，园长由企事业单位任命，教师由企事业单位招聘、管理，办园也很不规范、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不少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幼儿园，被调整划归到当地教育部门管理，与企事业单位脱钩。
这本身是很正确的选择，然而，在当时幼儿数量减少的背景下，相当数量的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幼儿园，在与企事业单位脱钩之后被关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不愿意出钱维持这些幼儿园办园。结果是，公办性质幼儿园越来越少，很多地方的学前教育主要由民办幼儿园保障，而随着我国幼儿数量增多，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各地都出现严重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幼儿的学前教育甚至需要大批没有合格资质的“黑幼儿园”存在才能保障。
为缓解“入园难，入园贵”，从2011年起，我国实行“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各地政府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增加普惠幼儿园，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学前教育的三年毛入园率有大幅提高，但公办、普惠幼儿园比重还是偏低，对此，鼓励企事业单位、街道举办幼儿园，当然可以作为提高公办、普惠园比重的一条途径，可是，这不又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前的老路上了吗？
对此，在有关部门出台鼓励企事业单位举办幼儿园的政策时，专家就发出疑问：当年企事业单位举办幼儿园存在的争议，会不会再次上演？如何对这些幼儿园进行规范管理？会不会出现多头管理（包括企业出资举办，委托管理）的灰色地带？
提高公办、普惠园比重，关键在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我国目前学前教育公办园比重低，主要原因是政府财政投入不够。2008年，我国预算内学前教育经费总支出仅占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总量的1.29%。经过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后，2013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3%。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2020年，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园比例达到80%，是教育改革和发展要啃下的硬骨头之一，为此，我国应该强调政府的投入责任。
让老百姓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园只是应急之举，从长远看，应当把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明确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责任。把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其实是完全可行的，因为要求家长必须让孩子接受一年学前教育，不会有多大阻力。而把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国家并不缺少财力，关键在于如何从立法层面推进解决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