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北大红楼，走近《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故事。那一页页泛黄的纸张，穿过时间长河，向我们诉说着先辈奋斗的征程。

在一百一十多年前，新生的中华民国正陷入政治混乱。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摸索探寻，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问题的根本在于是人们腐朽的思想意识。要改变现状，必须从思想层面入手，启发人民追求新的道德意识，唤醒民众的精神，进行一场深刻的、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彻底根除国民麻木不仁的思维，为其注入新的生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迎来一个崭新而生机勃勃的中国。

那时的中国并不乏仁人志士，他们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只为找到真正的一线希望。历史的转折出现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而这，正式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我国历史上这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1917年初，陈独秀接受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社不久也迁往北京。当时的撰稿人有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大多任教于北京大学。他们热情宣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猛烈抨击封建的旧道德和新文化。《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阵地。

新文化运动抨击旧道德和旧文化。《新青年》发表了大量文章，痛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猖獗一时的尊孔复古逆流。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新文学的形式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号召人民起来推翻“黑漆漆”的吃人社会。

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主张以白话文作为新文学的语言，强调写文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陈独秀紧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主张推到陈腐、雕琢、艰涩的旧文学，建设新鲜、平易、通俗的新文学。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倡导，白话文逐渐普及开来。

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动摇了封建腐朽的道德礼教的统治地位，启发中国人民追求民主与科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