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12月22日，备受关注的托育服务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入托问题即将迎来专属“国家方案”。
记者注意到，目前，北京众多幼儿园已经开启了托育探索。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市各类型幼儿园可提供托位约3.3万个，其中普惠托位约2.6万个。幼儿园托位在全市托位总数中占比超过50%，幼儿园普惠托位在全市普惠托位总数中占比近70%。
作为提供托育服务的“主力军”，幼儿园一线园长最关注草案的哪些内容？在探索托育的路上，还有哪些问题有待解决？就此话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五条幼儿园园长、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和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园长。
为托育服务专门立法十分必要
“很有前瞻性，而且非常必要。”得知托育服务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朱敏如是说道。朱敏提到，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三岁以下婴幼儿的平均入托率为35%，我国仅有5%，与国际上很多国家的入托率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但同时，有关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约3000万人，超过三成婴幼儿家庭存在入托需求。
朱敏解释，入托率低的背后有多重原因，比如部分家长尚未意识到入托的意义、对现有的托育服务体系不放心，“有了法律保障之后，家长的顾虑可能会大大降低，入托率就会提升。”与此同时，从婴幼儿发展的角度而言，0至3岁也是儿童神经系统、运动感觉、语言能力等迅速发展的时期，也需要懂得育婴知识的专业人士来促进其更好地发展。
与此同时，专门针对托育服务立法，也有助于规范市场上不同主体的托育机构，促进托育行业走向规范发展。
据悉，草案明确托育机构的设立条件，实行准入许可，并要求托育机构建立信息公示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现在托育机构有的有资质、有的没有资质，举办主体有企业、社区、幼儿园等等，不同机构的托育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朱敏看来，托育服务法草案明确了托育机构的准入标准、举办者的职责和相关的机制，有助于提高托育质量、推动托育机构不断发展。
空间不足、建筑结构限制成幼儿园托班改造难点
托育服务法草案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托育服务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工作经费保障机制，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配置城乡托育服务资源，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将普惠托育服务有序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普惠性幼儿园办托班是普惠托育服务的重要形式之一。不少幼儿园也已开设托班、提供托育服务。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五条幼儿园在2025年8月正式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年龄段的孩子入园。
东四五条幼儿园园长倪彦鹏介绍，暑期期间，幼儿园对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以适配年龄更小的幼儿入园。“原本幼儿园的玩具和设备，都是为3—6岁的孩子准备的。为了配合托班，就需要进行整体改造装修。”
在采访中，受访者均表示，场地空间的局限是开展托育服务的一大难点。
场地设施方面，楼梯扶手要软化包裹、地面铺设无缝防滑地垫，设置独立安静的睡眠区，卫生设施加装低矮洗手台、如厕设备与防滑扶手；玩教具选用无毒环保的大尺寸感官类、抓握类玩具，避免细小零件；每日作息调整为“短频多餐”，增加2-3次午睡时段……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园长朱继文告诉记者，目前丰台一幼主要招收2岁以上的幼儿，未来会逐步尝试接收2岁以下婴幼儿，从目前幼儿园办托班的经验来看，如果幼儿园要接收2岁以下婴幼儿，则需要多维度对幼儿园进行优化改造。
室内硬件设施的更新之外，朱敏还提到了“哺乳室”的设置问题，“一岁以下的孩子是需要哺乳的，现在幼儿园的教室设置很难再隔离出哺乳室。”
在朱继文看来，目前，各类型园所最大改造难点是现有场地空间重构，部分园区受建筑结构限制，独立睡眠区与活动区划分难度大，需在不影响原有教学秩序的前提下推进改造，同时要平衡安全标准与幼儿活动便利性，改造周期长且需精准匹配低龄幼儿生理心理需求，对设计与施工要求较高。
朱敏也认为，幼儿园物理空间上的局限给改造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低龄的孩子是一定要参加户外活动的，这就要有符合其年龄特点的大、中型玩教具，这些是需要场地的。如果幼儿园本身面积有限，3至6岁的幼儿已经占据了户外场地的大部分，那留给更低龄孩子的空间必然就会减少。即使时间上可以错开，但是空间上放不下。”
园长呼吁提高托育生均补贴标准
托育费用也是园长们关注的重点。
草案规定，鼓励地方人民政府探索建立婴幼儿家庭托育服务补贴制度；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普惠托育服务的补贴制度；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
“立法导向还是要办普惠性托育，要为家长减负，降低育儿成本，所以在托育费上会有所降低。但是对于幼儿园来说，办托育需要更多的人力成本。”朱敏表示，对于社会托育机构而言，还有房租等压力，也需要更多的财政补贴。在其看来，托育补贴标准应高于现有的幼儿园补贴标准，同时要根据情况动态调整。
朱继文建议，平衡运营成本与普惠服务需构建“成本优化+多元补给”模式。具体而言，要提供科学化的儿童玩具材料配备标准，规模化采购降低玩教具与耗材成本，优化师资配比方案，开设计时托、临时托、半日托、整日托等灵活服务，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朱继文告诉记者，从目前举办托班的经验来看，最希望政府提供三方面的支持，一是延续并提高普惠生均补助，对前期的改造投入给予专项补贴；二是编制科学的托儿玩具配备标准；三是搭建共享培训平台，降低硬件改造与师资培训的成本，让普惠托育服务惠及更多家庭。
此外，朱敏还希望能探索更为科学的托育收退费政策。
“目前幼儿园执行的收退费政策是按照出勤收费。年龄越小的孩子出勤率肯定是越低的，那退费就多，但是幼儿园办托班的成本，比如老师，不会因为孩子不来就减少。”朱敏表示，目前的收退费政策下幼儿园的运营压力会增加，希望政府在托育收退费政策上能兼顾幼儿园的实际情况。
畅通托育师晋升通道，提升职业吸引力
托育“最柔软的群体”，草案对从业人员有哪些规定？托育服务法草案严格托育人员任职资格条件，明确“实行托育师资格考试和注册制度”，设定学历、专业门槛，建立托育师职称评定标准，并规范托育服务内容。
师资一直是幼儿园开办托班格外关注的重点。
“对于公办幼儿园老师来说，具备的是幼儿教师资格，基本上学的内容也都是3至6岁孩子的生长发育规律和认知特点。对于0至3岁这一年龄段孩子的生长发育规律，在学习中虽然也涉及一些，但经验还比较欠缺。”倪彦鹏表示。
朱继文坦承，在托幼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各个园所都会面临师资缺口，尤其缺乏兼具保育、早教、保健与医疗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朱敏则指出了整个幼教行业职业吸引力不高的现实困境，“部分原因跟待遇有关，老师是超常规付出，但收入与付出并不成正比。与此同时，托育师还没有明确的职称评定通道。”
此次草案提到的托育师职称评定标准或将减少众多从业者的担忧。
针对师资问题，朱继文认为，需要“高校培养+转岗培训”双轮驱动。其中，高校培养是长期支撑，需要扩大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专业招生规模，建立“理论+实训”培养体系。转岗培训是短期捷径，现有幼师具备基本的教育基础，通过北京市组织的免费转岗培训，针对性补充了0-3岁婴幼儿发展心理学、营养膳食等课程，也可转化为合格的托育师资。“两者结合既能快速填补当前缺口，又能构建长效人才供给机制，推动托育师资队伍专业化。”
“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现有的教师师资，在老师已有的工作经验基础之上，对其进行针对0-3岁孩子的育婴师培训。”倪彦鹏介绍，东四五条幼儿园专门选派党员骨干教师，参加北京市级的托育教师的资格培训，同时也会请相关院校的专家来到幼儿园，给全体教师进行集中的托育培训，“希望国家可以在师资培训上给予更大的支持，对幼儿园教师进行更广泛的托育培训。”
“对老师来说，承担托班的教学管理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如果一名老师对于0-6岁全年龄段孩子的成长发育规律都能够充分了解，一定也能帮助他更好地去指导孩子在幼儿园的成长。对老师未来的职业生涯而言，这也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倪彦鹏表示。
记者注意到，对于托育从业人员，北京市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开展托育职业技能大赛，将托育培训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学时，全方位提升托育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水平。研制幼儿园托班工作指南，指导各区、各园将科学的保育照护理念和方法落实到托班工作各环节。将幼儿园托班纳入日常督学督查和质量评估督导范围，实施托幼一体化管理。目前，全市已有8000余名幼儿园教职员工参加了市级培训。
托育服务未来将成幼儿园“标准配置”
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幼儿园25.33万所，其中普惠性幼儿园22.10万所，占全国幼儿园的87.26%。
“幼儿园数量很大，所以幼儿园开始办托班就会形成非常大的影响力。而且幼儿园办托班有着天然的优势。”三位园长均表示，托育服务未来将成为幼儿园的“标准配置”。
“托育服务法出台以后，会从法律角度，为公办园托班、社区托育点、私立托育机构给予更科学更规范的管理，对于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一大进步。”倪彦鹏认为，对家长和孩子来说，公办幼儿园办托班这种模式有助于托幼衔接的连续性，家长把孩子送到了托班，就意味着孩子的幼儿园生活开始走入正轨。对于幼儿园来说，也缓解了“少子化”背景下生源越来越少的问题。
朱继文也表示，托育服务法的出台将推动托育市场形成“规范有序、多元协同”的新格局，各类模式会精准定位、互补发展。她以丰台第一幼儿园为例说道，幼儿园托班依据托幼一体化优势，成为主力，覆盖以2-3岁幼儿为主的托育需求；社区托育点可以凭借就近便捷优势，聚焦1-2岁低龄婴幼儿，提供嵌入式日间托、临时托服务，成为家庭托育的重要补充；企业托育将受政策鼓励快速发展，针对双职工家庭需求，提供弹性托育服务，缓解职场父母育儿压力。
“法律的刚性约束将淘汰不合规的机构，推动资源向优质主体集中，形成‘公办引领、民办补充、多方参与’的良性生态，托育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将显著提升。”朱继文强调。
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12月22日，备受关注的托育服务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入托问题即将迎来专属“国家方案”。
记者注意到，目前，北京众多幼儿园已经开启了托育探索。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市各类型幼儿园可提供托位约3.3万个，其中普惠托位约2.6万个。幼儿园托位在全市托位总数中占比超过50%，幼儿园普惠托位在全市普惠托位总数中占比近70%。
作为提供托育服务的“主力军”，幼儿园一线园长最关注草案的哪些内容？在探索托育的路上，还有哪些问题有待解决？就此话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五条幼儿园园长、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和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园长。
为托育服务专门立法十分必要
“很有前瞻性，而且非常必要。”得知托育服务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朱敏如是说道。朱敏提到，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三岁以下婴幼儿的平均入托率为35%，我国仅有5%，与国际上很多国家的入托率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但同时，有关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约3000万人，超过三成婴幼儿家庭存在入托需求。
朱敏解释，入托率低的背后有多重原因，比如部分家长尚未意识到入托的意义、对现有的托育服务体系不放心，“有了法律保障之后，家长的顾虑可能会大大降低，入托率就会提升。”与此同时，从婴幼儿发展的角度而言，0至3岁也是儿童神经系统、运动感觉、语言能力等迅速发展的时期，也需要懂得育婴知识的专业人士来促进其更好地发展。
与此同时，专门针对托育服务立法，也有助于规范市场上不同主体的托育机构，促进托育行业走向规范发展。
据悉，草案明确托育机构的设立条件，实行准入许可，并要求托育机构建立信息公示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现在托育机构有的有资质、有的没有资质，举办主体有企业、社区、幼儿园等等，不同机构的托育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朱敏看来，托育服务法草案明确了托育机构的准入标准、举办者的职责和相关的机制，有助于提高托育质量、推动托育机构不断发展。
空间不足、建筑结构限制成幼儿园托班改造难点
托育服务法草案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托育服务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工作经费保障机制，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配置城乡托育服务资源，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将普惠托育服务有序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普惠性幼儿园办托班是普惠托育服务的重要形式之一。不少幼儿园也已开设托班、提供托育服务。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五条幼儿园在2025年8月正式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年龄段的孩子入园。
东四五条幼儿园园长倪彦鹏介绍，暑期期间，幼儿园对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以适配年龄更小的幼儿入园。“原本幼儿园的玩具和设备，都是为3—6岁的孩子准备的。为了配合托班，就需要进行整体改造装修。”
在采访中，受访者均表示，场地空间的局限是开展托育服务的一大难点。
场地设施方面，楼梯扶手要软化包裹、地面铺设无缝防滑地垫，设置独立安静的睡眠区，卫生设施加装低矮洗手台、如厕设备与防滑扶手；玩教具选用无毒环保的大尺寸感官类、抓握类玩具，避免细小零件；每日作息调整为“短频多餐”，增加2-3次午睡时段……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园长朱继文告诉记者，目前丰台一幼主要招收2岁以上的幼儿，未来会逐步尝试接收2岁以下婴幼儿，从目前幼儿园办托班的经验来看，如果幼儿园要接收2岁以下婴幼儿，则需要多维度对幼儿园进行优化改造。
室内硬件设施的更新之外，朱敏还提到了“哺乳室”的设置问题，“一岁以下的孩子是需要哺乳的，现在幼儿园的教室设置很难再隔离出哺乳室。”
在朱继文看来，目前，各类型园所最大改造难点是现有场地空间重构，部分园区受建筑结构限制，独立睡眠区与活动区划分难度大，需在不影响原有教学秩序的前提下推进改造，同时要平衡安全标准与幼儿活动便利性，改造周期长且需精准匹配低龄幼儿生理心理需求，对设计与施工要求较高。
朱敏也认为，幼儿园物理空间上的局限给改造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低龄的孩子是一定要参加户外活动的，这就要有符合其年龄特点的大、中型玩教具，这些是需要场地的。如果幼儿园本身面积有限，3至6岁的幼儿已经占据了户外场地的大部分，那留给更低龄孩子的空间必然就会减少。即使时间上可以错开，但是空间上放不下。”
园长呼吁提高托育生均补贴标准
托育费用也是园长们关注的重点。
草案规定，鼓励地方人民政府探索建立婴幼儿家庭托育服务补贴制度；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普惠托育服务的补贴制度；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
“立法导向还是要办普惠性托育，要为家长减负，降低育儿成本，所以在托育费上会有所降低。但是对于幼儿园来说，办托育需要更多的人力成本。”朱敏表示，对于社会托育机构而言，还有房租等压力，也需要更多的财政补贴。在其看来，托育补贴标准应高于现有的幼儿园补贴标准，同时要根据情况动态调整。
朱继文建议，平衡运营成本与普惠服务需构建“成本优化+多元补给”模式。具体而言，要提供科学化的儿童玩具材料配备标准，规模化采购降低玩教具与耗材成本，优化师资配比方案，开设计时托、临时托、半日托、整日托等灵活服务，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朱继文告诉记者，从目前举办托班的经验来看，最希望政府提供三方面的支持，一是延续并提高普惠生均补助，对前期的改造投入给予专项补贴；二是编制科学的托儿玩具配备标准；三是搭建共享培训平台，降低硬件改造与师资培训的成本，让普惠托育服务惠及更多家庭。
此外，朱敏还希望能探索更为科学的托育收退费政策。
“目前幼儿园执行的收退费政策是按照出勤收费。年龄越小的孩子出勤率肯定是越低的，那退费就多，但是幼儿园办托班的成本，比如老师，不会因为孩子不来就减少。”朱敏表示，目前的收退费政策下幼儿园的运营压力会增加，希望政府在托育收退费政策上能兼顾幼儿园的实际情况。
畅通托育师晋升通道，提升职业吸引力
托育“最柔软的群体”，草案对从业人员有哪些规定？托育服务法草案严格托育人员任职资格条件，明确“实行托育师资格考试和注册制度”，设定学历、专业门槛，建立托育师职称评定标准，并规范托育服务内容。
师资一直是幼儿园开办托班格外关注的重点。
“对于公办幼儿园老师来说，具备的是幼儿教师资格，基本上学的内容也都是3至6岁孩子的生长发育规律和认知特点。对于0至3岁这一年龄段孩子的生长发育规律，在学习中虽然也涉及一些，但经验还比较欠缺。”倪彦鹏表示。
朱继文坦承，在托幼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各个园所都会面临师资缺口，尤其缺乏兼具保育、早教、保健与医疗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朱敏则指出了整个幼教行业职业吸引力不高的现实困境，“部分原因跟待遇有关，老师是超常规付出，但收入与付出并不成正比。与此同时，托育师还没有明确的职称评定通道。”
此次草案提到的托育师职称评定标准或将减少众多从业者的担忧。
针对师资问题，朱继文认为，需要“高校培养+转岗培训”双轮驱动。其中，高校培养是长期支撑，需要扩大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专业招生规模，建立“理论+实训”培养体系。转岗培训是短期捷径，现有幼师具备基本的教育基础，通过北京市组织的免费转岗培训，针对性补充了0-3岁婴幼儿发展心理学、营养膳食等课程，也可转化为合格的托育师资。“两者结合既能快速填补当前缺口，又能构建长效人才供给机制，推动托育师资队伍专业化。”
“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现有的教师师资，在老师已有的工作经验基础之上，对其进行针对0-3岁孩子的育婴师培训。”倪彦鹏介绍，东四五条幼儿园专门选派党员骨干教师，参加北京市级的托育教师的资格培训，同时也会请相关院校的专家来到幼儿园，给全体教师进行集中的托育培训，“希望国家可以在师资培训上给予更大的支持，对幼儿园教师进行更广泛的托育培训。”
“对老师来说，承担托班的教学管理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如果一名老师对于0-6岁全年龄段孩子的成长发育规律都能够充分了解，一定也能帮助他更好地去指导孩子在幼儿园的成长。对老师未来的职业生涯而言，这也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倪彦鹏表示。
记者注意到，对于托育从业人员，北京市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开展托育职业技能大赛，将托育培训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学时，全方位提升托育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水平。研制幼儿园托班工作指南，指导各区、各园将科学的保育照护理念和方法落实到托班工作各环节。将幼儿园托班纳入日常督学督查和质量评估督导范围，实施托幼一体化管理。目前，全市已有8000余名幼儿园教职员工参加了市级培训。
托育服务未来将成幼儿园“标准配置”
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幼儿园25.33万所，其中普惠性幼儿园22.10万所，占全国幼儿园的87.26%。
“幼儿园数量很大，所以幼儿园开始办托班就会形成非常大的影响力。而且幼儿园办托班有着天然的优势。”三位园长均表示，托育服务未来将成为幼儿园的“标准配置”。
“托育服务法出台以后，会从法律角度，为公办园托班、社区托育点、私立托育机构给予更科学更规范的管理，对于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一大进步。”倪彦鹏认为，对家长和孩子来说，公办幼儿园办托班这种模式有助于托幼衔接的连续性，家长把孩子送到了托班，就意味着孩子的幼儿园生活开始走入正轨。对于幼儿园来说，也缓解了“少子化”背景下生源越来越少的问题。
朱继文也表示，托育服务法的出台将推动托育市场形成“规范有序、多元协同”的新格局，各类模式会精准定位、互补发展。她以丰台第一幼儿园为例说道，幼儿园托班依据托幼一体化优势，成为主力，覆盖以2-3岁幼儿为主的托育需求；社区托育点可以凭借就近便捷优势，聚焦1-2岁低龄婴幼儿，提供嵌入式日间托、临时托服务，成为家庭托育的重要补充；企业托育将受政策鼓励快速发展，针对双职工家庭需求，提供弹性托育服务，缓解职场父母育儿压力。
“法律的刚性约束将淘汰不合规的机构，推动资源向优质主体集中，形成‘公办引领、民办补充、多方参与’的良性生态，托育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将显著提升。”朱继文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