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数据，见证教育公平。
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阶段，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收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多层次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托举起无数青年的求学之路。
覆盖面持续扩大，新挑战也接踵而至。
数字化浪潮下，怎样真正实现“政策找人”？依托大数据开展精准识别，如何守住学生隐私、尊重个体尊严？面对困难学子经济、学业、社会适应等多重困境，学生资助又该怎样完成转型，从保障入学机会的保障型资助，走向支撑长远成长的发展型资助？
“育见新闻”专访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鲍威
育见新闻：我国学生资助体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构建了“奖、助、贷、免、勤、补、减”的中国特色多元学生资助体系。过去，学生资助主要解决困难学生“上得起大学”的问题。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学生资助工作的功能定位发生了哪些变化？
鲍威：学生资助工作的功能变化，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对教育公平认识的不断深化。
在以往高等教育规模较小阶段，教育公平首先关注的是入学机会公平。因此，学生资助主要承担的是经济保障功能，通过缓减教育支付压力，保障困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权利。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进入普及化阶段，教育公平内涵也在不断延展。现在，我们更关注学生进入大学以后，能否公平地获得教育资源、参与教育过程、并实现自身发展。这意味着教育公平已经从机会公平拓展到过程公平、甚至发展公平。当然在这个阶段，学生资助的功能也从解决经济困难，拓展到支持学生成长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学生资助不仅是一项民生保障政策，也是促进教育公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制度安排。
育见新闻：数字技术重塑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在提升资助精准化的同时带来新挑战。针对学生困难情况复杂多样的现实，高校怎样避免仅仅依托数据评判学生困难程度，协调好精准识别、隐私保护与维护学生尊严三者关系?
鲍威：过去，高校识别困难学生主要依靠学生主动申请、家庭情况说明、民主评议等方式。这些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例如，有些学生由于自尊心、隐私顾虑，不愿主动申请资助；有些学生遭遇家庭突发变故、疾病负担等问题，高校也很难及时地发现掌握情况。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多维信息分析，为高校精准资助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新的可能。但是，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技术应用不能简单替代教育判断。学生困难存在高度复杂性，不同学生面临的困难可能来自经济压力，也可能来自学业适应、心理压力、家庭变化等多个方面。单一数据指标无法完整反映学生真实情况。
因此我们说，真正高质量的精准资助，需要的是实现技术支持与教育关怀的高度结合。一方面，高校要利用数字技术提高资助工作的精准性和充足性。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专任教师、辅导员、教师、甚至同学朋辈与困难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把握学生的真实需求。同时，在数字化甄别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学生隐私保护和人格尊重。需要打破传统助困模式可能带来的心理负担和身份标识，让受助者在毫无压力的情境下感受到支持。因此，未来高校资助需要建立的是“数据发现问题、教育回应需求、制度保障公平”的机制，让学生资助既有数字技术的支撑，也有人文关怀的温度。
育见新闻：您觉得还有哪些方式可以有效防范漏助、错助，真正实现“政策找人”？
鲍威：从根本上说，实现“政策找人”，可以理解为学生资助的范式转型，是从过去相对被动的学生申请模式，向高校主动发现、主动支持的模式转型。真正实现政策找人，首先需要完善多渠道发现机制。学生困难情况具有动态性、复杂性，不能仅依靠一次认定。高校需要结合学生入学后情况、日常表现、学习状态和家庭变化等等信息，通过辅导员、班主任、学生社区等多种渠道，及时了解学生需求。其次，需要提高资助工作的主动性。对于一些存在困难但不愿主动表达的学生，高校需要通过更加柔性的方式主动提供支持，例如，相当一部分高校都在探索“隐形资助”机制，通过校园食堂消费等数据，及时发现可能存在困难的学生，在保护学生隐私的基础上主动提供资助，让学生感受到学校的关怀。
育见新闻：资助是手段、育人是目的。您曾开展助学金对弱势背景大学生学业表现、奖学金制度对高校学生学业成就的激励等相关研究。从您的研究来看，经济资助如何赋能学生成长成才？
鲍威：我们对学生资助的作用成效开展了一系列的跟踪评估研究。研究发现，学生资助不仅是解决学生经济困难的手段，也是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教育机制。具体来说，第一是，学生资助能够提升弱势背景学生的学业表现。针对助学金的研究发现，助学金不仅能缓解弱势背景学生的经济约束，更重要的是，能够从心理层面降低学生的财务焦虑、从行为层面增加学生的课外学习投入和社团活动参与，最终对弱势背景学生的学业成绩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是，学生资助具有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我们对国家奖学金制度的研究发现，作为一种经济性激励制度，奖学金的确能够激发优秀学生的学术志趣，提升他们的学术创新精神，对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奖学金还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良性道德认知、社会责任担当与国家奉献意识。由此可见，资助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与德育引领功能。
当然，上述学生资助成效的充分实现，需要与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形成有效协同。研究印证了学生资助需要与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课外社团活动、学生支持体系等一系列教育要素高度结合，才能实现育人育才价值的最优化。
育见新闻：当前，学生资助政策强调从“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转变。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除经济压力之外，在大学成长过程中还可能面临哪些挑战。高校如何将资助工作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鲍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除了面临经济适应障碍，还存在学业适应障碍、社会性适应障碍等多重挑战。
首先，是学业适应障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多来自于基础教育薄弱地区，学生进入大学后，存在着学业准备不足、很难适应大学课程的学术要求，甚至存在专业兴趣缺失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一些院校已经在积极开展相关的探索。例如，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针对来自农村的学业基础薄弱的困难学生，在大学入学前，为他们无偿开设高数、英语等相关补习教育。帮助他们补齐学业基础短板，推动高中与大学的顺利衔接。
其次，是社会性适应障碍。我们经常观察到，部分困难学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距存在着自卑心理，在校园人际交往方面面临多重困境。无法主动地开展良性的师生互动与朋辈交往、缺乏院校归属感，难以融入大学的校园学习生活。厦门大学针对这类学生开展能力提升营，通过社会实践、课外兴趣等活动，帮助他们拓展社会交往、增强发展信心。
此外，残疾学生是高校不可忽略的特殊困难群体。这类学生普遍面临着心理敏感、自卑焦虑、社交回避等问题，心理健康帮扶需求远超过其他学生群体。为了帮扶这部分学生，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联动校内心理健康中心开展专项心理赋能。开设一对一心理咨询、团体情绪辅导、艺术疗愈等特色服务，化解残疾学生的多重适应难题。
因此，发展型资助的核心，是将资助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在经济保障基础上提供多元支持，帮助学生弥补发展机会差距，实现从“解困”到“育人”的转变。
育见新闻：“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高校学生资助体系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完善，才能更好发挥保障公平、促进成长、服务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
鲍威：面向未来，高校学生资助体系需要从制度的精准性、适应性和协同性三个方面加以完善，更好服务教育公平和人才培养。
第一，要完善资助政策的精准支持机制。随着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变化，学生需求更加多样化，未来资助体系需要更加关注不同学生群体的实际需求，提高政策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二，要建立动态的资助调整机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物价水平变化以及家庭状况变化，学生需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为此，未来需要形成更加科学、灵活的动态调整机制，使资助水平、资助方式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学生实际需求，提高政策适应能力。
第三，要提升资助体系的协同治理能力。学生资助涉及教育、财政、高校管理等多个方面，需要加强政策衔接和资源整合，推动资助工作与人才培养体系形成有效协同。总体而言，未来学生资助体系建设，需要在保障教育公平基础上，不断提升制度质量和治理能力，使学生资助更好服务学生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
一组数据，见证教育公平。
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阶段，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收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多层次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托举起无数青年的求学之路。
覆盖面持续扩大，新挑战也接踵而至。
数字化浪潮下，怎样真正实现“政策找人”？依托大数据开展精准识别，如何守住学生隐私、尊重个体尊严？面对困难学子经济、学业、社会适应等多重困境，学生资助又该怎样完成转型，从保障入学机会的保障型资助，走向支撑长远成长的发展型资助？
“育见新闻”专访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鲍威
育见新闻：我国学生资助体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构建了“奖、助、贷、免、勤、补、减”的中国特色多元学生资助体系。过去，学生资助主要解决困难学生“上得起大学”的问题。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学生资助工作的功能定位发生了哪些变化？
鲍威：学生资助工作的功能变化，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对教育公平认识的不断深化。
在以往高等教育规模较小阶段，教育公平首先关注的是入学机会公平。因此，学生资助主要承担的是经济保障功能，通过缓减教育支付压力，保障困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权利。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进入普及化阶段，教育公平内涵也在不断延展。现在，我们更关注学生进入大学以后，能否公平地获得教育资源、参与教育过程、并实现自身发展。这意味着教育公平已经从机会公平拓展到过程公平、甚至发展公平。当然在这个阶段，学生资助的功能也从解决经济困难，拓展到支持学生成长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学生资助不仅是一项民生保障政策，也是促进教育公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制度安排。
育见新闻：数字技术重塑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在提升资助精准化的同时带来新挑战。针对学生困难情况复杂多样的现实，高校怎样避免仅仅依托数据评判学生困难程度，协调好精准识别、隐私保护与维护学生尊严三者关系?
鲍威：过去，高校识别困难学生主要依靠学生主动申请、家庭情况说明、民主评议等方式。这些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例如，有些学生由于自尊心、隐私顾虑，不愿主动申请资助；有些学生遭遇家庭突发变故、疾病负担等问题，高校也很难及时地发现掌握情况。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多维信息分析，为高校精准资助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新的可能。但是，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技术应用不能简单替代教育判断。学生困难存在高度复杂性，不同学生面临的困难可能来自经济压力，也可能来自学业适应、心理压力、家庭变化等多个方面。单一数据指标无法完整反映学生真实情况。
因此我们说，真正高质量的精准资助，需要的是实现技术支持与教育关怀的高度结合。一方面，高校要利用数字技术提高资助工作的精准性和充足性。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专任教师、辅导员、教师、甚至同学朋辈与困难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把握学生的真实需求。同时，在数字化甄别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学生隐私保护和人格尊重。需要打破传统助困模式可能带来的心理负担和身份标识，让受助者在毫无压力的情境下感受到支持。因此，未来高校资助需要建立的是“数据发现问题、教育回应需求、制度保障公平”的机制，让学生资助既有数字技术的支撑，也有人文关怀的温度。
育见新闻：您觉得还有哪些方式可以有效防范漏助、错助，真正实现“政策找人”？
鲍威：从根本上说，实现“政策找人”，可以理解为学生资助的范式转型，是从过去相对被动的学生申请模式，向高校主动发现、主动支持的模式转型。真正实现政策找人，首先需要完善多渠道发现机制。学生困难情况具有动态性、复杂性，不能仅依靠一次认定。高校需要结合学生入学后情况、日常表现、学习状态和家庭变化等等信息，通过辅导员、班主任、学生社区等多种渠道，及时了解学生需求。其次，需要提高资助工作的主动性。对于一些存在困难但不愿主动表达的学生，高校需要通过更加柔性的方式主动提供支持，例如，相当一部分高校都在探索“隐形资助”机制，通过校园食堂消费等数据，及时发现可能存在困难的学生，在保护学生隐私的基础上主动提供资助，让学生感受到学校的关怀。
育见新闻：资助是手段、育人是目的。您曾开展助学金对弱势背景大学生学业表现、奖学金制度对高校学生学业成就的激励等相关研究。从您的研究来看，经济资助如何赋能学生成长成才？
鲍威：我们对学生资助的作用成效开展了一系列的跟踪评估研究。研究发现，学生资助不仅是解决学生经济困难的手段，也是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教育机制。具体来说，第一是，学生资助能够提升弱势背景学生的学业表现。针对助学金的研究发现，助学金不仅能缓解弱势背景学生的经济约束，更重要的是，能够从心理层面降低学生的财务焦虑、从行为层面增加学生的课外学习投入和社团活动参与，最终对弱势背景学生的学业成绩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是，学生资助具有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我们对国家奖学金制度的研究发现，作为一种经济性激励制度，奖学金的确能够激发优秀学生的学术志趣，提升他们的学术创新精神，对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奖学金还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良性道德认知、社会责任担当与国家奉献意识。由此可见，资助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与德育引领功能。
当然，上述学生资助成效的充分实现，需要与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形成有效协同。研究印证了学生资助需要与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课外社团活动、学生支持体系等一系列教育要素高度结合，才能实现育人育才价值的最优化。
育见新闻：当前，学生资助政策强调从“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转变。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除经济压力之外，在大学成长过程中还可能面临哪些挑战。高校如何将资助工作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鲍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除了面临经济适应障碍，还存在学业适应障碍、社会性适应障碍等多重挑战。
首先，是学业适应障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多来自于基础教育薄弱地区，学生进入大学后，存在着学业准备不足、很难适应大学课程的学术要求，甚至存在专业兴趣缺失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一些院校已经在积极开展相关的探索。例如，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针对来自农村的学业基础薄弱的困难学生，在大学入学前，为他们无偿开设高数、英语等相关补习教育。帮助他们补齐学业基础短板，推动高中与大学的顺利衔接。
其次，是社会性适应障碍。我们经常观察到，部分困难学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距存在着自卑心理，在校园人际交往方面面临多重困境。无法主动地开展良性的师生互动与朋辈交往、缺乏院校归属感，难以融入大学的校园学习生活。厦门大学针对这类学生开展能力提升营，通过社会实践、课外兴趣等活动，帮助他们拓展社会交往、增强发展信心。
此外，残疾学生是高校不可忽略的特殊困难群体。这类学生普遍面临着心理敏感、自卑焦虑、社交回避等问题，心理健康帮扶需求远超过其他学生群体。为了帮扶这部分学生，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联动校内心理健康中心开展专项心理赋能。开设一对一心理咨询、团体情绪辅导、艺术疗愈等特色服务，化解残疾学生的多重适应难题。
因此，发展型资助的核心，是将资助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在经济保障基础上提供多元支持，帮助学生弥补发展机会差距，实现从“解困”到“育人”的转变。
育见新闻：“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高校学生资助体系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完善，才能更好发挥保障公平、促进成长、服务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
鲍威：面向未来，高校学生资助体系需要从制度的精准性、适应性和协同性三个方面加以完善，更好服务教育公平和人才培养。
第一，要完善资助政策的精准支持机制。随着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变化，学生需求更加多样化，未来资助体系需要更加关注不同学生群体的实际需求，提高政策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二，要建立动态的资助调整机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物价水平变化以及家庭状况变化，学生需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为此，未来需要形成更加科学、灵活的动态调整机制，使资助水平、资助方式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学生实际需求，提高政策适应能力。
第三，要提升资助体系的协同治理能力。学生资助涉及教育、财政、高校管理等多个方面，需要加强政策衔接和资源整合，推动资助工作与人才培养体系形成有效协同。总体而言，未来学生资助体系建设，需要在保障教育公平基础上，不断提升制度质量和治理能力，使学生资助更好服务学生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