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对大学教育的冲击,首先就是“认知外包”带来的风险。比“认知外包”更严峻也更隐蔽的,是“情感外包”
AI时代的大学教育,不应是“人退机进”的零和博弈,而应是“人技共鸣”的共生共长
今年开学季,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校长不约而同地向新生发出提醒:警惕对AI的过度依赖,避免“认知卸载”和“虚假掌握”。9月,陶哲轩、邓煜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公司以解决数学问题作为基准不利于数学科学和数学界,人工智能公司的目标和数学界的目标“严重错位”。
当前AI已全面进入高等教育界,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受到更多关注。AI对大学教育的冲击,首先就是“认知外包”带来的风险。当学生习惯于接受AI给出的“现成答案”,就失去了不少评估证据、辨析逻辑、质疑前提的练习机会。学生看似在“无限学习”,实则却可能陷入“体验丰富而经验匮乏”的困境。对于“AI+教育”,之前很多人都持赋能论,但这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假设每个人都是专心致志地运用新媒体的理想型学习者。但研究发现,在教育过程中使用AI,对于自律性强的学生可能会起到更正向的学习效果,但对于自律性弱的学生则可能恰恰相反。“认知外包”核心危害在于:AI生成内容的高度流畅性,会制造一种“已经掌握”的假象,诱发“元认知懒惰”,让学生误以为“做出来”就等于“学会了”,实际上却侵蚀了高等教育本应培养的高阶思维能力。
比“认知外包”更严峻也更隐蔽的,是“情感外包”。AI正让大学课堂变得越来越“安静”。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50.41%的受访者承认在社交中对AI有一点依赖。AI永远秒回、从不评判、无条件迎合……这种“完美关系”像温水一样舒服,却也在悄悄泡软学生的“情感肌肉”。但被AI接住的情绪很多时候并未被真正消化,只是被暂时搁置了。而在大学教育中,真实联结中那些不完美的碰撞——误解、分歧、和解等,恰恰才是青年人确认自我、理解他人的必经之路。
近期,一项针对全国400余所高校1953名本科生的调研显示,受访者使用AI的比例达到99.18%,超六成对合理使用的边界感到困惑,不到三成表示学校提供了系统的AI相关课程。这意味着,大多数学生是在缺乏有效引导的情况下自行摸索AI的使用方式。但很显然,高校不应把大学生AI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各种风险,全部让学生自己承受。对于这一关键责任,大学不能“外包”,要认真思考和研究具有针对性的行动方案。
针对“认知外包”可能带来的主体独立思考能力被削弱问题,高校应在教育实践中明确其合理边界。比如,限定AI仅可用于重复性、机械性的低阶认知劳动,而创造性、批判性、探究性的高阶思维活动,必须由教育主体自主完成。此外,还要明确AI工具的使用场景:在文献整理、数据统计、格式排版等机械性工作中,可以借助AI提升效率;但在论文选题、观点建构、逻辑论证、艺术创作等创造性环节,必须由学生自主完成,从制度上守护教育主体的实践主体性。
而应对“情感外包”,高校的核心应对思路显然不能是一刀切地禁止AI,而是应重新制造“必须与真人打交道”的场景,让真实关系中的“麻烦”重新变得值得经历。比如,广州美术学院探索开设了一门名为“方法与实践”的课程,教师带领学生走进社区、厂矿、广场等社会真实场景,没有课本、PPT和标准答案,学生必须和真实的人打交道,从而让真实互动重新变得“不得不发生”。当课堂本身拒绝静默,当成绩取决于你和陌生人之间的沟通成效,AI就会回归其恰当的角色——工具,而非替身。
AI时代的高等教育,不应是“人退机进”的零和博弈,而应是“人技共鸣”的共生共长。技术可以赋能教育,但不能替代教育。大学必须牢牢守住育人的底线,让AI真正成为照亮学生成长之路的闪亮灯火,而非遮蔽其思想星空的迷雾。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AI对大学教育的冲击,首先就是“认知外包”带来的风险。比“认知外包”更严峻也更隐蔽的,是“情感外包”
AI时代的大学教育,不应是“人退机进”的零和博弈,而应是“人技共鸣”的共生共长
今年开学季,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校长不约而同地向新生发出提醒:警惕对AI的过度依赖,避免“认知卸载”和“虚假掌握”。9月,陶哲轩、邓煜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公司以解决数学问题作为基准不利于数学科学和数学界,人工智能公司的目标和数学界的目标“严重错位”。
当前AI已全面进入高等教育界,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受到更多关注。AI对大学教育的冲击,首先就是“认知外包”带来的风险。当学生习惯于接受AI给出的“现成答案”,就失去了不少评估证据、辨析逻辑、质疑前提的练习机会。学生看似在“无限学习”,实则却可能陷入“体验丰富而经验匮乏”的困境。对于“AI+教育”,之前很多人都持赋能论,但这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假设每个人都是专心致志地运用新媒体的理想型学习者。但研究发现,在教育过程中使用AI,对于自律性强的学生可能会起到更正向的学习效果,但对于自律性弱的学生则可能恰恰相反。“认知外包”核心危害在于:AI生成内容的高度流畅性,会制造一种“已经掌握”的假象,诱发“元认知懒惰”,让学生误以为“做出来”就等于“学会了”,实际上却侵蚀了高等教育本应培养的高阶思维能力。
比“认知外包”更严峻也更隐蔽的,是“情感外包”。AI正让大学课堂变得越来越“安静”。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50.41%的受访者承认在社交中对AI有一点依赖。AI永远秒回、从不评判、无条件迎合……这种“完美关系”像温水一样舒服,却也在悄悄泡软学生的“情感肌肉”。但被AI接住的情绪很多时候并未被真正消化,只是被暂时搁置了。而在大学教育中,真实联结中那些不完美的碰撞——误解、分歧、和解等,恰恰才是青年人确认自我、理解他人的必经之路。
近期,一项针对全国400余所高校1953名本科生的调研显示,受访者使用AI的比例达到99.18%,超六成对合理使用的边界感到困惑,不到三成表示学校提供了系统的AI相关课程。这意味着,大多数学生是在缺乏有效引导的情况下自行摸索AI的使用方式。但很显然,高校不应把大学生AI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各种风险,全部让学生自己承受。对于这一关键责任,大学不能“外包”,要认真思考和研究具有针对性的行动方案。
针对“认知外包”可能带来的主体独立思考能力被削弱问题,高校应在教育实践中明确其合理边界。比如,限定AI仅可用于重复性、机械性的低阶认知劳动,而创造性、批判性、探究性的高阶思维活动,必须由教育主体自主完成。此外,还要明确AI工具的使用场景:在文献整理、数据统计、格式排版等机械性工作中,可以借助AI提升效率;但在论文选题、观点建构、逻辑论证、艺术创作等创造性环节,必须由学生自主完成,从制度上守护教育主体的实践主体性。
而应对“情感外包”,高校的核心应对思路显然不能是一刀切地禁止AI,而是应重新制造“必须与真人打交道”的场景,让真实关系中的“麻烦”重新变得值得经历。比如,广州美术学院探索开设了一门名为“方法与实践”的课程,教师带领学生走进社区、厂矿、广场等社会真实场景,没有课本、PPT和标准答案,学生必须和真实的人打交道,从而让真实互动重新变得“不得不发生”。当课堂本身拒绝静默,当成绩取决于你和陌生人之间的沟通成效,AI就会回归其恰当的角色——工具,而非替身。
AI时代的高等教育,不应是“人退机进”的零和博弈,而应是“人技共鸣”的共生共长。技术可以赋能教育,但不能替代教育。大学必须牢牢守住育人的底线,让AI真正成为照亮学生成长之路的闪亮灯火,而非遮蔽其思想星空的迷雾。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