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导师骂，就怕导师指错方向
难以与导师进行平等对话也是不少研究生的苦恼。做科研意见不一致是常有的事，王桓说，师生有分歧的时候，往往是导师靠自己的权威来一锤定音。
研三学生季珊（化名）在实验室里有点孤独。她听从老师的安排，独自开始研究一个新的方向——没有师兄师姐引路，这意味着，她要多花很多时间阅读文献、探索实验方法。做了两年实验后，导师认为这个研究方向没有太大价值，便不再安排其他学生继续做这个方向。季珊便成了探索路上的先驱和先烈。
季珊常常觉得，自己就像导师种的一季庄稼，就算自己这一季种坏了，导师还有下一季收成，“一个学生发不了论文，对老师的影响不大，因为还有其他学生顶上来，但对这个学生来说，会直接影响到正常毕业。”
因为实验方向的问题，王桓和导师争辩过几次，结果都不欢而散。于是，王桓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一边做导师安排的内容，一边做自己设计的内容。当他拿出足够的实验数据支持自己的研究方向时，导师也只能默许他继续做下去了。
不过，博士毕业后，王桓与导师之间的联系就很少了。
在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中，学生不服老师是最糟糕的情况。王桓说，如果一个导师给予学生的实验指导连续几次都不正确，导师在学生心中的威望就会急速下降。“只要老师能指导对，哪怕他对学生的态度再差、再怎么骂学生，学生也都能忍”。
“我们研究生一天到晚做实验，都没有怨言，只在乎有没有成果。”王桓说，“老师出资金，学生出力，如果能做出来，就是师生的共有成果。”
围绕论文的过招最激烈
“师生的共有成果”，往往体现为论文，而这也是师生矛盾的一大焦点。
首先，论文署名权常常让师生间心生芥蒂。
对于学术型研究生，大部分高校都有发表论文的要求，至少一篇。而按照目前通行的规定，只有导师有投稿权，即老师通过自己在期刊上注册的账号投递、发表出的论文才会被学校认可，如果是学生以自己的名义投论文，即便能成功发表，也不会被学校承认。而且，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也会严重影响学生在学术圈内的名誉——因为他破坏了默认的规则。
由老师当通讯作者、写论文的学生当第一作者，成了很多师生约定俗成的做法。通讯作者，通常是实验项目的负责人，提供实验设备、药品和资金；第一作者，是对论文贡献最大的人，一般是实验的直接操作者。
但也有老师会同时任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如果老师对学生的指导不多，就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在一些学术论坛上，关于导师在论文上署名的吐槽，屡见不鲜。
学生为了能如期毕业，希望尽早发论文，而有的导师则期待学生继续深入研究，“攒着发个大的”，于是冲突就来了。
王桓在读博士和博士后期间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读博时，王桓做出的实验数据已经足够发表论文，但是导师要求他在某个方向再做探索。他按照老师的设想又做了两个多月的实验，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最后只好按照原先的数据发表了论文。
“这其实有一定的赌博性质。”王桓说，如果老师判断准确，论文的档次能提高很多；如果判断失误，就只能白费工夫。但对科研来说，判断的准确率并没有保证，既要看老师的水平，也要靠运气。
面对“赶快发论文毕业”与“攒着发个大的”的冲突，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陶梅霞认为，如果学生还打算继续做科研，导师可以用科研精神来说服学生；但如果学生不同意，导师也只能尊重学生的意愿。
而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能否达到毕业要求，则是一些研究生与导师矛盾激化的根源。季珊说，研究生们在一起聊天时，会有人抱怨自己的导师“太有原则”——按照学校的要求，学生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能够毕业了，但因为达不到导师的实验室标准，学生只好推迟毕业。
在陶梅霞看来，这是必须遵守的底线。她认为，导师带学生，就像树立一个品牌，“我得为我的品牌质量把好关”。如果带出的学生质量高，也会形成良性循环。
陶梅霞强调说，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论文数量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如果学生只发表了一篇质量非常高的论文，也会准许毕业。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事实上，论文问题也带给导师们极大压力。
陶梅霞曾带过一个博士生，这个学生已经读了4年，但论文甚至还没达到上海交大博士生预答辩的标准。陶梅霞认为其“学术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标准”，建议学生延迟毕业、继续做实验。不料，这个学生跑到她办公室里哭闹，还以跳楼相威胁。无奈之下，陶梅霞组织教授委员会为这位学生进行预答辩，结果“五六个评委老师也认为学术水平还不够”。后来学生服气了，延后了半年毕业。
“你是来做学术的，如果只要到老师办公室里哭闹、只要凑够4年就能毕业，这个学位就不值钱了。”陶梅霞说，如果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外审时的得分在该学院排在后10%，学生甚至可能需要延迟一年才能答辩。
类似的事情不少导师都经历过。有的导师怕学生出事，不得不降低要求，“放水”让学生毕业拿学位；有的导师实在无奈，只好一遍遍自己动手帮学生改论文，甚至重写。
而经历了“跳楼”事件后，陶梅霞能做的，就是在招生时更加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