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地方政策接力效应差：上面是互联网时代，下面还在使用鸡毛信
双创评估报告里还专门提到，一些政策接力效应差，政策执行的传导时间长，在执行中不同程度存在上面踩油门、中间挂空挡、基层不松刹车的现象，“上面是互联网时代，下面还在使用鸡毛信”。
比如，在北京某创业园区先行先试的技术人员股权奖励税收优惠政策，曾备受媒体和创业人员的瞩目。
但根据双创评估报告的披露，2013年只有1家企业，在这家创业园区的税务部门办理了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到了2014年，也只有20人享受了这项优惠政策。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调研过程中，甚至有的地方反映，企业已经了解中央相关政策，并找到相关部门要求享受优惠政策，但具体执行人员却以“未接到文件”来搪塞推诿，不肯担责，“这就让创业者十分寒心”。
当然，地方政府也为双创做了不少事情，但有的地方政府做的仅仅是“面上的事情”。正如双创评估报告里所说的，个别地方有把“双创”形式化的倾向，热衷于搭花房、做盆景，在培育“双创”生态环境方面用心用力不够。
柳卸林告诉记者，他们在调研过程中就发现，有的地方支持众创空间的政策存在重物理空间、轻价值空间的现象，追求高大上，甚至出现“只有达到5000平方米才能享受优惠政策”的规定。
有的政策存在因人、因企、因制而异的现象，普惠性差
一些政策存在因人、因企、因制而异现象，普惠性差，则是双创评估报告提出的另一大双创“痛点”。
比如，在北京某创业园区的“1+6”政策推广中，一些地方财政部门认为，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政策只能在自主创新示范区内实施，这就导致不少地方要想方设法通过层层审批，以获得自主创新示范区这块牌子的认证，并享受相关政策优惠。
“这不是人为地造成‘政策洼地’吗？一边减少审批事项，一边衍生新的审批事项。”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她还发现，在有的地方，官办和民营体制内外冰火两重天，一些民营孵化器负责人就向她抱怨，由于很难符合评审的“硬指标”，无法申请到政府补贴，以至于一些所谓利好政策，“看得见、摸不着、吃起来也不是味道，沦为个别企业的特有福利”。
在柳卸林看来，这就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思路上的滞后——还停留在投资驱动时代所习以为常的“重点投资”阶段，却没有把握住创新驱动时代所亟须的“营造普惠环境”的脉搏。他说，普惠性政策，通常是竞争性政策，可在最大程度和最大范围释放大众热情和万众智慧，这对于双创无疑是有利的。
当然，结合中国现状，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两个轮子都需要，只是以前政府部门独轮车坐惯了，如今改两轮了，甚至要向另一个轮子倾斜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柳卸林希望，这个适应的过程越短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