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与被动地离开
“我再干几年，也会一样的，对于个体生命体验来说，几乎是一张白纸，或者说在这里即使工作几十年，不过是一天的重复。”
这段话选自以“单位人”为描述对象的小说《风雪夜归人》。在单位这座围城里，弥漫的是死水一般凝滞颓废的气息，流水线的工作程序单调乏味、机械重复，让生活其中的人日益麻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在工业化初期，通过单位体制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起来、集中起来，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当时间进入上世纪80年代，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单位体制日益臃肿不灵。一方面，单位高度依赖于国家对钱财物的配给，亏损了自有国家补贴。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法则相反，单位是“不死”的。另一方面，个人高度依赖于单位，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平均主义盛行，多干未必多得，也不能随便开除那些消极怠工、调皮捣蛋的人。
铁饭碗，大锅饭；生为单位人，死为单位鬼。单位就像一个对孩子无限溺爱的家长，严重妨碍了孩子的成长。即使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全国30个城市的居民作抽样问卷调查时，对单位的高度依赖依然存在。问题之一是：“对下列题目，您是否认为单位应该对您负责？”被调查的98％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医疗保险，97％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退休保险，92％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住房。认为单位应提供生活服务、调解纠纷、安排子女上学就业的，分别占到了87％、86%、82%。在今天看来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竟然还有45％的人认为，单位应该负责处理职工的婚姻问题。
但其实，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铁板一块的单位，开始出现了裂缝。
经历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70年代年末的中国经济，国有或国营所有制占比75%，集体所有制占比25%，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非公经济的存在。三中全会后，安徽小岗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撬开了公有制的一条缝，针对要不要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形成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人民公社于1984年被废除。农村的改革对城市如何破题提供了启示，而城市的改革即是从工厂生产责任制开始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成为工厂承包者的文学代言人。
与此同时，农村的改革在进一步深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被肯定，使得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呈现燎原之势，于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星期六工程师”群体——平日里在单位上班，拿着36元的平均工资；星期六则被请到江浙一带，为乡镇企业做技术指导，月入数百。
人群中有更勇敢者，主动跨出单位大门，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下海”，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下海者中有返城知青开烟纸店、小吃店的，有工程师去中关村摆摊卖电脑的，还有文化人做起了“文化个体户”……这些“没有单位的人”，让旁人咋舌，他们却活在自己的精彩里。
并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是义无反顾的。机关干部张行在刚辞职经商的那阵子，总爱回原单位找昔日同事聊天，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支持。有些家庭则选择“一家两制”的稳妥策略：夫妻一方脱离单位下海挣钱，另一方继续留在单位序列中享受国家的种种福利。离开单位、专注于文学创作的许青就曾这么干过。他说，自己当年虽然没依没靠，但还是能拿着爱人单位的“三联单”去看病。不仅如此，在那个风云初起的特殊时期，还曾有过一种特殊政策——留职停薪，可见“我心之摇摆”。
“是要出去了，不是离开落城，而是离开自己。”小说《出去》中的“马老师”如是说。“出去”是一种运动的姿态：挣脱单位的规制，舒展自己的手脚。
当然，并非所有的“出去”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作为新名词的“下岗”，转瞬成为热词，惊醒了数千万人的单位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