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问题在考古学界日益重要
作为唯物主义者,大多数学者都不信风水之谈,不过据了解,在一些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之前,也会有一些考古队员做一些仪式,为了在惊动古人之前心里面求得一点安慰,当做是对祖先的慰藉。对这种做法,一直受唯物主义教育的人们,当然认为属于“封建迷信”。
“现在人们的观念已经进步了,表现为要考虑到伦理问题,为了一己私利的盗墓肯定是触犯法律的,而且对现场的破坏后患无穷,要坚决惩处。如果说到考古,从国家层面或者基于学术研究的墓葬发掘,其实也存在伦理问题。发掘现场离村落近的,墓主在村子里还有后代,就需要给人家一个说法;发掘没有名字的墓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伦理问题——他们都是我们的祖先。社会文明进步了,这些问题也就都来了。”许宏指出,在考古学界,伦理问题已经渐渐上升为需要被讨论的话题。“我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古人应该受到应该的尊重。有网友质疑说,把古人的头盖骨放到博物馆里,他们同意吗?印第安人一直以来也在抵制发掘他们祖先的墓葬。在西方,考古学的伦理问题已成为公众考古的重要议题。”然而许宏也坦言,无论是学界还是公众层面,关于伦理问题的讨论都比较复杂,一言难尽。
许宏的同行,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张小虎曾在《西部考古》中发表《考古学中的伦理道德——我们该如何面对沉默的祖先》,他从2009年河南安阳发现曹操墓之后想到考古学研究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考古学家要经常面对考古发掘中出土古人类遗骸的现象,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对待、处理经常遇到的古人类遗骸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对待古人的问题……对逝者的尊重也是生者应该和必须具有的一种态度。”
在张小虎看来,尊重古人至少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能够妥善保护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对古墓葬的发掘,除非确有考古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则更多体现在科学研究之后如何妥善处理、安置古人类遗骸,使得科学研究的同时,尽可能地符合伦理道德,更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支持。”
亲民的考古科普读物在哪里
专业考古书籍像“天书”一样,普通人看不懂,而有关考古探秘的小说、电影等却深入人心。抛开中国那些“勘察风水找大墓,拴鸡点灯等须臾”的盗墓小说不谈,在英国考古大师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所写的教科书《考古学 : 理论、方法与实践》中,作者谈到对大众文艺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从嫁给考古学家的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古墓之谜》到斯皮尔伯格指导的《夺宝奇兵》系列电影的主角印第安纳·琼斯,“不管他们的描写有多么离谱,作者却深谙真谛。考古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探索——探索有关我们自己和我们过去的知识。”
这本教材中对把“最不受考古学家待见的作家奖”颁发给丹·布朗——作者甚至特意为丹·布朗作品所代表的一众读物做了定义:“我们必须与广大民众进行有效沟通,但是,有几种方式会破坏这一使命,其中之一就是‘伪考古学’——为了商业目的,编造一些夸张,而且毫无根据的有关过去的故事,比如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当有人怀着挣钱的目的,制作假证据和编造了考古骗局时,考古学也就蒙受了损失。”
那么,公众能够看懂、又能使考古学不蒙受损失的考古书籍在哪里呢?
“国内现有的公众考古作品,大致能分成三类:一种是讲述发掘本身的故事:比如殷墟的发掘过程、法门寺地宫的开启经过等;一种是对于初学者来说稍微进阶一点儿的内容:比如以往研究史、墓主的生平以及所处历史环境等;还有一种就是利用考古资料、着眼于大的历史背景,融会贯通讲述历史故事、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作品。”在三联书店编辑、同时也是《何以中国》的责任编辑曹明明看来,理想的公众考古作品应该是分级的,以海昏侯墓为例,如何发现的、出土了什么东西、发掘是怎样展现的作品应该是草根级;讲述如何通过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资料确认墓主刘贺的身份,以及复原他的故事应该可作为入门级;殿堂级的作品则应该深入到汉代等级制度、外戚弄权、承袭制之类;骨灰级的作品在概括上述内容之后,可以与其他相关学科融合,引发人们思考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对考古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和意义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和了解。不同层级的作品针对不同读者,让读者有充分的选择空间。
相比之下,国外的公众考古读物要领先很多。曹明明认为,这种领先和考古学现有水平、考古学家和出版者的修为、大众普遍的文化素质都有关系。“我们希望一线考古专家不仅愿意写浅显易懂的公众考古作品,而且更能将作品高质量地呈现。国外的类似作品,哪怕是一本教科书,都能做到在图文并茂、科学严谨的同时,文风讲究通俗不摆架子。”她特别提到了那本通俗易懂的教科书《考古学 : 理论、方法与实践》,“尽管有一个古板的名字,但内容好读极了。”
“今后,我想花相当的精力来写大众能看懂的书,因为考古人讲史实际上是实现学者的社会价值,我们拿着纳税人的钱,要思考我们为大众做了什么。”许宏说,他打算科研科普两条腿走路。有几本书已打好腹稿,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作《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就是他今年兑现的诺言。(记者 张知依 刘净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