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金之重：农村城市两重天
值得注意的是，与农村较高的礼金相比，有些受访者明显感到城市的随礼负担较小。
“老家随礼重，银川明显轻一些。一般同事都是随两三百元，关系好的也就随千八百块钱，还能接受。”马广军告诉记者。
尽管10多年的城市生活扩展了朋友圈，让李春林觉得各种名目的随礼应接不暇，但他同时坦言“银川的普通同事有事儿随礼不多”。
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宁夏居民婚丧嫁娶礼金支出人均1058.6元，增长13.2%，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支出1000.4元，增长16.0%；农村居民人均支出1117.9元，增长10.9%。可支配收入不及城镇居民三分之一的农村居民，婚丧嫁娶礼金支出高出了城镇居民117.5元，占可支配收入的19.1%。
甘肃张家川县统计局的调查也显示，2014年该县农村居民人均婚丧嫁娶礼金支出1354元，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2.1%；城镇居民人均婚丧嫁娶礼金支出2851.7元，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6.6%。农村居民人情消费支出比重高于城镇居民，赠礼支出费用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负担较重。
对农村礼金支出高于城镇的情况，吉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金晓彤认为，农村与城镇人情支出占收入比重呈现反态的特点，既有居住模式差异的因素，也有城市文化变迁的原因。
“现在许多农村还是一个村一个屯的结构，比如说村子里有50户居民，大家距离都比较近，经常会相互走动。”金晓彤说，“但是许多城市居民已经搬到了自己购买的商品房，邻居之间都不怎么认识，所以城市中大量地缘性的邻里往来就不存在了。而且，城市中原有的朋友、亲戚间的人情关系，也会因为居住相对分散而减少随礼的次数。”
金晓彤还强调，近年来，城市文化已经融合了西方的消费文化。西方社会讲究个体意识，不像中国人这样过于看重个人在集体中的位置，所以西方的人情消费只是表达个人的心意，不会像国内这样盲目攀比。如今城市社会脱离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城市居民也更容易接受西方的人情消费观念了。
有些在农村长大、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还表示，他们在城乡会采用两种不同的随礼观念。
两年前，湖北宜昌男孩魏华到北京工作，他从来没有给同事随过礼金。“都是家里有大事散几颗糖，最多一起吃顿饭。”但是，当家乡的同学结婚时，他却会托父母或其他同学带去礼金，有时还会使用微信直接转账。
这种观念也影响了魏华的婚礼操办方式。他选择在家乡举办婚礼，没有刻意通知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只是事后跟大家简单吃了顿饭。“在大城市告诉同学我要结婚顺便收取礼金，可能会让同学感觉比较尴尬。北漂的人随时可能回家或者换地方，我们可不能亏欠人家。”
在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忠武看来，城市新移民在农村和城市采用不同的随礼观念，主要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差异。因为农村深厚的乡土文化参与了社会关系的建构，家庭之间有几十年交情的历史积淀，这确保农村居民处在一种深交往的熟人社会中，个人随出去的人情一般都能还回来。
“而城市新移民的人情关系主要是以同学、同事为主，不会把历史性的或是家族的因素牵扯进来。陌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主要是功利性的交往、工作交往，这种浅交往随出的礼金较少。”王忠武说。
年轻人应理性看待人情债
实际上，不仅随礼金额存在地区差异，很多年轻人对待随礼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在四川读研究生的张扬告诉记者，现在大家只认同给钱这种形式，其实随礼本来有很多的意义。所以，当关系特别好的同学结婚时，他一般都不会包红包，而是直接送礼物。“比如用超轻粘土做个手办啊，自己做的礼物怎么着也是限量版，比给钱更能体现友情。”
在深圳一家国企工作、25岁的韩琦则有些矛盾。平日里，韩琦觉得随多少礼都无所谓。“我参加的都是很好的朋友的婚礼，我自认为就算不给钱也不会损害友谊。等到我结婚的时候，对于朋友随礼的态度也是想给就给。”但是，当他真正看到别人随礼的时候，也会因为从众心理而出钱。
5年前考取河北省公务员，秦雷却毫不掩饰地表达了随礼对人脉的帮助。秦雷在距家乡480公里的太原读的大学，毕业5年来，他一共回山西参加过4次婚礼。秦雷认为，除了与这些同学关系较好外，同学之间社会地位接近、未来友情发展空间较大，也是他多次随礼的重要原因。
李春林告诉记者，他的一个朋友去年上半年买房时，自己曾经随了500元的礼金。过了不久，朋友买了辆车又叫他过去聚聚。让他没想到的是，本以为这是朋友间的临时聚会，结果吃完饭后，朋友又把礼簿拿了出来。“在座的有人开始掏钱，有人没有准备，傻了眼但也没办法，还有的人甚至连忙打电话让老婆把钱送过去。”
“掏了500块钱，那饭吃得真让人郁闷！”大半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件事情，李春林还是觉得朋友有点过分，“一年里事情不断，都随了份子钱，结果买个车还叫大家出礼，太不应该了。”他说。
魏华也表示，在他的家乡经常有人连续办酒席，次数多到连他看重人情往来的父母都不想去了。“现在随份子的名目太多，很多人会以各种事情摆酒席。最扯的是，上次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卖水果和城管打架，把城管捅了，在拘留所里呆了几个月，回来后他家里还办了个接风洗尘的酒席。”
王忠武表示，如今人们随礼的观念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补偿心理，你随我一百我也要回一百，这里面有功利的想法。第二类是投资心理，比如说村支书的儿子要过生日，村民可能会包个大点的红包，借此来打点关系，有些政治献金的性质。第三类则比较高尚，不求回报，就是亲朋好友有了什么事要帮一下。
王忠武认为，当今年轻人应该对功利性的礼金充满警惕。礼金只是一种符号，人际交往不能什么都用金钱来衡量。社会上的随礼观念也应与时俱进，创造出新型时尚的人情文化。
宁夏西吉县今年3月发布了《西吉县抵制高额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婚事的倡议书》。倡议书指出，在婚事活动中讲排场、比阔气、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奢侈浪费、人情过滥等，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因此，倡议书提倡青年移风易俗，喜事新办。
在贺雪峰看来，如果政府出台政策管理普通人的随礼行为，那可能是管得过多。但是政府提出出倡议，倡导百姓节俭办婚礼，则是非常有必要的。（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李春林、魏华、韩琦、秦雷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