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龙网综合 从11月15日上午开始，一篇叫做《我准备了10000本书，丢在北上广地铁和你路过的地方》的帖子开始在朋友圈刷屏。在“新世相”发起的这个活动中，演员黄晓明、徐静蕾、张天爱、张静初、董子健率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地铁、航班和顺风车里丢下了贴有活动标志的书籍，并拍下照片，号召更多人参与阅读和分享。然而，与国外的“赫敏藏书”的一片叫好不同，“丢书大作战”迎来了国内网友的一大波冷嘲热讽。
“丢书”话题的缘起
“丢书”话题的缘起，是两周前英国演员艾玛·沃森（电影《哈利波特》中赫敏的扮演者）在伦敦的“地铁藏书”活动。“赫敏在伦敦地铁藏了 100 本书”在社交网络上很快成为热门话题，许多中国读者也对这个创意赞誉有加。新世相联系了伦敦地铁读书行动的负责人，在取得对方的支持后发起了中国版“丢书大作战”。他们称这次活动是“赫敏藏书”的升级版，除了1万本书和一长串明星、作家、媒体人的参与名单外，还开发了活动专属的网站与线上系统，读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了解每一本书被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丢下，又被谁捡到了。
“赫敏”在地铁上藏了100本《妈妈&我&妈妈》。
然而，与“赫敏藏书”的一片叫好不同，“丢书大作战”迎来了国内网友的一大波冷嘲热讽。事实上，在伦敦的地铁读书活动被热议之初，国内就有不少跃跃欲试的声音，但当时已有不少人表示并不看好将这一活动引进中国。“新世相”在这一次的活动说明里也写道：“很多人也提醒说，这些书可能会丢失，人们可能根本不感兴趣。所以它也许以失败告终，但我愿意和你们一起试试看。”
但当“丢书”活动真正发生在身边时，大家又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这是可以培养阅读习惯的公益行动，有人则批评其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商业炒作。
中国版“丢书大作战”预冷
书籍未能被有效阅读”
网友@留意Jak更是直接指出“‘丢书大作战’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营销，你丢一本书放在车厢如何满足整列车厢的人来阅读啊，可笑。就算是每个人轮流阅读，你知道这本书带来的病菌是多少吗？”
上周三，从事人力发展工作的张旭明在广州地铁“丢”了9本书，结果并不太理想，真正能拿起书阅读的人少之又少，最后还有4本书回到了他的手上。他说：“我不想得出那些‘广州人民不喜欢阅读’的结论，我得出的是另外一个结论——在上班高峰，想在广州地铁三号线有位置坐，丢几本书就好。”
也有对读书环境有要求的网友表示，“即使看到有书，我也不会拿起来打开”，因为“阅读是在一个舒服的环境里享受一段只属于自己的精彩时光”，而地铁不是一个合适的空间。注重身体健康的网友也认为地铁车厢那么摇晃，肯定对视力有害。
有一个爱书网友特地写了一个长微博，他有一个观点认为，真正热爱纸质书的人，是无法忍受这些书被放在拥挤纷乱公共场所蹂躏成这样。而且对于不爱读书的人来说，就算地铁上摆满了书架，他们也是不会去读的，与其作秀，不如捐书给一些需要的小学和中学，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
“丢书”或影响乘客出行
有北京市民16日傍晚在地铁4号线上捡到一本被“丢”下的《读书与旅行》，“我第一反应以为是别人用来占座的”。他认为这种方式并不适合中国实际，且不说地铁里人挤人根本腾不出手看书，有些书就直接被人放到地上甚至坐在屁股下面，“让人很难有心情再拿起来读”。
上海地铁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地铁一直倡导乘客阅读，今年还举办了书香地铁、流动图书馆等。不过，一些创意活动也必须在确保乘客安全，文明乘车前提下开展。地铁运营方负责人告诉记者，“丢书”不合时宜。“可能影响乘客出行，不建议乘客去丢或捡。”
对于北上广的“丢书”活动，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告诉记者，国外的一些经验不是不可以学，但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即便是公益活动，也要面向公众现实的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不然就会水土不服，让人觉得是东施效颦。
不要把书变成灯箱广告
因为照搬国外的模式，又是新媒体公司操盘运作这个活动，微博上不少大V也纷纷发声表示，这个活动到底是在倡导读书、知识，还在利用地铁等公共资源进行营销作秀。
记者看到微博认证为小米影业副总裁的@大李同学说，“丢书大作战”很火，但仔细看了新闻总感觉不舒服。其中原因之一是该活动在各个书籍封面和环衬狂贴各种广告的行为让人难以接受。喜欢书的人就会爱护书，当看到一本书因为营销而被变成了一个灯箱广告后，就让人心痛了，“在这种环境里，我的书一本也不敢丢，灯箱广告我更是一本也不会捡。支持作者支持文化方式有很多，看电子书也是支持，之前不看盗版就是支持，未来不把书变成灯箱广告，也是支持。”
中国人真的不爱阅读？
英国女明星的“丢书”引发伦敦市民的争相寻找和阅读分享，而中国广州地铁的实验中，大多数人是把书挪到了不碍眼的地方，中外迥异的“丢书”情节，让不少人为此心塞，甚至得出“中国人不爱阅读”的结论。然而，这个结论未免“简单粗暴”。
首先，中英两版“丢书”情况不同。艾玛是女明星，其“丢书”信息被广而告之，伦敦市民争相找书，明星效应大于书籍效应，收藏价值大于阅读价值；而中国版“丢书”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悄无声息地在人来人往的广州地铁上丢了9本书。无论是当事人知名度还是活动方式，二者都不是一个层级的实验。想以此得出考察城市阅读氛围的数据，显得有些困窘。
其次，环境和国情不同，实验结果必然不同。我国不少大城市的地铁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加之人流匆匆，显然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环境；此外，做实验的小伙在线下的测试结果不乐观，但其写的相关文章却在网上获得5万多阅读量，一定程度说明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改变，电子阅读成为趋势。所以，没在地铁上捡起丢下的书就被认为不爱读书，显然不合适。
再则，实验中的9本书未必是人们喜欢的书，加之效果良好的图书漂流活动在很多城市兴起等，太多的主观及客观原因致使“丢书”最后可能只是初衷很美。所以，别把“丢书”当作城市阅读率的“试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