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课上，菲菲碰过的皮球、跳绳、毽子，别的学生就不再动了。
扎堆儿说悄悄话的女生，一看到菲菲凑过来，就呼啦一下全散开了。只要她开口，别人总是转过头、或者捂住嘴巴。即使她最好的朋友，也不愿在做操时拉她的手。
女儿不再早起梳头，绑着粉色头花的小辫子剪成了男孩式的短发。
她不再让妈妈接送了。有一次，杨芸缠着送女儿，女儿只是在校门口和妈妈说了声“再见”，甩开妈妈的手就跑开了。
杨芸注意到，路上菲菲碰到两个同学。一个同学没理菲菲。另一个和菲菲并排走了一段路，看到街上的同学越来越多，不断有人和她打招呼时，这名同学快走几步，把菲菲甩在身后。
“不知道女儿是怎么过来的，她的心一定很痛。”杨芸哭着说，“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杨芸产后大出血，医院查出她是艾滋病感染者。在别的病人面前还说说笑笑的护士，一靠近杨芸就闭上嘴，郑重其事地戴上手套、口罩。抱着只有10天大的菲菲出院回家，被父母拒之门外，她心灰意冷。即使现在，她也唯恐别人知道她的情况，所以当服务员经过时，她就垂下头，压低声音。
一天，杨芸问女儿，怎么不请好朋友来家里吃炸排骨。菲菲脱口而出：“我没朋友。”
“我真想装一个摄像头在她身上，看看她经历了什么”。杨芸捂住脸，回忆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要让这个妈妈崩溃一次。
但她已经没机会再知道答案了。
就在女儿说出“艾滋病”40天后，班主任当着33个家长的面，要求菲菲转学。老师告诉杨芸，只要菲菲在，其他孩子家长就都不送孩子来上学了。
这个从没求过人的妈妈依然在抗争着，她低声下气地请班主任给女儿调座位，甚至换个班也可以。班主任没答应，学生家长也不同意。父母要保护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在七八岁这个一打闹就可能流血的年纪。感染这件事，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灾难。
“或许，需要给艾二代专门建一所学校。”这是李曼的心愿。她的工作室接触过12个未成年孩子，有3人去世了，剩下的9人没有一个能顺利在本市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
菲菲被学校劝退后，杨芸将她送到1500公里外的爷爷奶奶家，变成了留守儿童。她希望在那个没有人认识菲菲的地方，女儿能重新交到朋友。
粉色的头花、发卡、裙子、皮鞋，菲菲一样都没有带走。
就在菲菲离开的这一年里，李曼和摄影师刘禹扬为艾二代众筹到了5台照相机，希望他们记录下自己的生活，学会接纳自己和家庭。在李曼看来，歧视来源于恐惧和不了解，她希望孩子们拍下的照片“能打破艾二代和社会的割裂”。
当地的有关部门也开始逐渐考虑如何减少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一位部门的负责人谈到，在3月1日世界艾滋病零歧视日、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举办与青少年相关活动时，不会再单独针对艾二代群体，而是会请他们与普通的孩子一起参加。当然，融合的过程相当漫长，一两天的集中宣传只是一个开始。
但这些活动，菲菲都没有赶上。一年中，她只回来过一次，杨芸希望菲菲慢慢忘记这段经历。
今年母亲节前，菲菲和妈妈有过一次视频对话。菲菲说，她和小朋友一起上舞蹈课很开心，她要把头发留长。视频里的菲菲把头发拢到耳后，“家里的那些头花、发卡，全都给我寄来好吗？”
这句话，让这位感染艾滋病的母亲在对女儿痛苦的思念里，重新燃起希望。(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