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学
转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儿子在新学校就出名了。课间休息，他拎走了班里洗抹布的塑料桶，装满水，躲在三楼走廊尽头的窗户后面，照着楼下经过的两个女老师就倒了下去。
学校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事，被冷水淋了一头的两个老师气坏了，冲到楼上找初三年级组长，初三年级组长又挨班查，很快就查到了这个“肇事者”。
班主任王庆红就这么体会到了这个孩子的特殊。“那天，我赶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被几个老师严肃批评了。”王庆红说，“他好像被自己的行为给吓坏了，站在那里你说什么他都说好。”
“我就想不能一下子给他那么大的压力，还是要往回拽一拽。”王庆红对男孩说，做这样的事情，你也不是唯一一个。但学校有规范，这样大家才能在一起学习。
“我能感觉到当时他有一点诧异，从那之后，他看我的眼神就有了一点信任。”王庆红说。
然而，没过多久，新状况接踵而至。那天班里上物理课，王庆红习惯性地去班级巡视，却意外看见了震惊的一幕。“那孩子，1米8的大个，脸涨得通红，双手攥着拳头，盯着老师，想说话又说不出来的样子。”
“我赶紧冲进去把他领出来。”王庆红说，“等他情绪平息下来后一问，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但他在课上遇到困难就会突然发脾气，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几回。”
王庆红增加了对这个孩子的关注，经常找他聊天，有时候一天会聊几次。
“我感觉这个孩子还是有责任心的。”王庆红说，“他刚来的时候，右手有伤，班级值日，我安排他擦黑板。他一只手洗抹布，每节课后都把黑板擦得很干净。”
王庆红在班里专门表扬了这件事。“那孩子特别高兴，从那以后，他每节课看自己擦得干干净净的黑板，注意力更集中了。”
“做作业是这个孩子的痛点。在原来的学校，初二各科作业他都落下了很多，听他妈妈说，每一科都有二十多次作业没做。”
“前两个月，这孩子不能写字。后来，他开始写作业，只要写了，能认得出来，我就表扬他。各科老师只要提到他有什么最近做得不错，我就转达给他妈妈。”王庆红说，“我跟他妈妈说，你要表现得稍微夸张点儿。”
“像这个男孩这样有些特殊的孩子，班里还有几个。隔一两周，年级组都要把这几个学生一段时间的情况汇总一次。由年级组长主持，各科老师把了解的这几个孩子情况都说一说。一般大家听了以后，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王庆红说。
初三上学期末，快过元旦的时候，男孩给每科老师都送了卡片和巧克力。给王庆红，额外多了一瓶干果。“那时候，他看你的眼神已经很亲昵了，我能看出来，里面有信任，有服气，也有感激。”王庆红说。
之后又有一次聊天，王庆红假装跟他了解班级里的情况。“他跟我说，没有，老师，我们班绝对没有！”王庆红说，“你听这话，他都会维护同学了。”
增值
差不多半年之后，儿子背书包出门的姿势都变了。“他真的是挺着胸出门，变得更愿意上学了。”李玉梅说，“有一次他生病，从医院看完出来就要往学校赶，生怕耽误了上课。”
“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你现在让我选，我会看老师是否认真负责，是否有爱心和耐心，是否讲究教育方法，是否对学生有鼓励，是否能帮学生建立信心。”李玉梅说。
4年前，海淀区和英国开展教育督导合作，邀请英国皇家督学按英国学校督导标准对海淀区的两所中小学进行督导。地大附中也是接受督导的学校之一。
英国督学在地大附中待了3天。通过检查校园、听课、与老师学生面对面交谈、查阅各种原始记录，英国督学发现，在过去8年时间里，进入地大附中的学生，经过3年的学习，学业整体排名在全区至少上升2485名，并且基本没有出现学生学业退步的情况，此外包括学习习惯、品行操守等综合素质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
最终，英国督学给地大附中的评定是学校整体“好”，学生发展“优秀”。
“英国使用的是增值评价标准，按这种标准地大附中是一所很好的学校。”王玉萍说，“但在中国，大家忙着追状元，地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家长们看不见。”
事实上，10年前，教育部已经提出提倡对各级教育开展增值评价。北京市在个别区县也开展了学校增值评价试点。
北京教育督导与评价中心主任赵学勤说，中小学校增值评价不仅涉及包括中高考在内的学业发展情况，还要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情感发展、身体健康等多个维度。但任何一项科学的研究，都必须基于大量可靠的数据，而恰恰是数据缺乏，让增值评价研究举步维艰。
很少有学校去积累完整的数据，现有的中高考出入口对比数据也很难拿到。“我们想要数据，先要打报告，得到批复后，才能联系区县去要，要到的还常常不全。”赵学勤说，“感觉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在影响。”
评价在教育发展中之所以居于核心地位，在于评价的结果将直接影响教育资源的分配和奖惩。近年来，英美的教育评价标准都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强化评价结果对各学校的问责和奖惩。学生在现有基础上能获得积极发展是增值评价体系对好学校评价的主要标准。在增值评价体系下，很多教师更愿意到那些学生基础更低的学校任教，因为可以实现增值的空间更大，相应获得的认可和收入也更高。
现实中，北京的好学校和普通校的待遇差异也是巨大的。到名校工作，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工作环境，还有老师们很看重的更高的社会认可度。
像地大附中这样的学校，教师流失已经屡见不鲜。去年，有7名教师从地大附中离岗。今年，又有5名教师从地大附中离岗。除3人退休外，还有两位教师申请调离，去向都是名气更大的学校。
“走的都是教学骨干，”王玉萍说，“我跟老师面谈，老师对我说，您总得给我一个留下的理由啊。”
地大附中高三班主任刘晶刚刚送走了一届高三。全班29个学生参加高考，27个考上了本科。这个班的生源都是全区11000名之后，能考上本科意味着他们至少要前进3000名。
刘晶说：“没人关注我们这些努力，学期总结会上，教委也只统计各校600分以上的人数，我感觉我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了意义。”
毕业
今年中考，这个男孩以年级前10名的成绩顺利考上了理想的高中。毕业后，他跟王庆红比在学校的时候更亲近。
这个暑假，有一天上午，临出门的时候，儿子对李玉梅说了一句话：“妈，我房间里那面墙太难看了，帮我刷了吧。”
“我心里当时咯噔了一下。”李玉梅说，“儿子，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