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考上了，但直到去中科大少年班报到前，对于王哲的未来，他的父母仍有分歧。
在妈妈的设想里，她更希望儿子能如常参加高考，去北大、清华；而爸爸在经历了少年班的严苛选拔之后，觉得机会来之不易，不该放弃。
中科大少年班最初的“光环”，来自宁铂、谢彦波、干政等一批少年大学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神童热。
受热潮影响，继中科大之后，全国有12所大学先后办起了少年班，在招生过程中逐渐陷入了低龄化、偏科化的误区。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受困于教学成本、生源质量、学生心理素质等原因，各校又纷纷停办少年班。也由此引发了对“超常教育”的持久争议。
如今，全国仅剩中科大、西安交大与东南大学仍开设有少年班。
少年班到底是不是一个“最优”选择？到底有没有价值？经历过的人应该最有话语权。
改变：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初衷调整
在中科大少年班学院一楼门厅，悬挂着少年班往期校友合影，从每期的合影人数，大致能看出少年班学生规模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经历过一波增长，而后趋于稳定。
“那时候中科大少年班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神’一样的标识，能考上确实是非常（值得）骄傲。”闵万里，阿里云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中科大少年班1992级学生，入学那年14岁。“高一的时候参加了数学竞赛，得奖后在寒假去中科大参加集训，被老师苏淳教授推荐报考少年班。我们班上还有13岁入学的同学，大家（年龄）都在13～15岁。”
与现在不同，当时中科大少年班是五年学制。“少年班的教学方式是狠抓数理基础，不指定专业，到了大三下学期请学生自己选专业。”闵万里说，他至今仍特别感恩当年打下的数理基础。
毕业20年，每次提到他的教育履历，中科大少年班总是很“抢戏”，尽管此后闵万里去了常年位列各种大学排行榜世界前十的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但在外人看来，都不如“少年班”的求学经历更能证明他的“天才”。
闵万里并不认为自己“天才”，或许少年班的学生里有“天才”，但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天才”是一种过誉的形容，甚至是对他们努力的否定。
在他看来，少年班最宝贵的是在超常教育领域实践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知道如何对学生个性化因势利导，并鼓励批判性思考。这些让他至今受益。
少年班学院院长陈旸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中科大少年班能维持至今，经历了相当多的转变。“如果说少年班成立初期，我们的初衷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话，那么如今，我们更希望探索一条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模式。”
虽然考上了，但直到去中科大少年班报到前，对于王哲的未来，他的父母仍有分歧。
在妈妈的设想里，她更希望儿子能如常参加高考，去北大、清华；而爸爸在经历了少年班的严苛选拔之后，觉得机会来之不易，不该放弃。
中科大少年班最初的“光环”，来自宁铂、谢彦波、干政等一批少年大学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神童热。
受热潮影响，继中科大之后，全国有12所大学先后办起了少年班，在招生过程中逐渐陷入了低龄化、偏科化的误区。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受困于教学成本、生源质量、学生心理素质等原因，各校又纷纷停办少年班。也由此引发了对“超常教育”的持久争议。
如今，全国仅剩中科大、西安交大与东南大学仍开设有少年班。
少年班到底是不是一个“最优”选择？到底有没有价值？经历过的人应该最有话语权。
改变：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初衷调整
在中科大少年班学院一楼门厅，悬挂着少年班往期校友合影，从每期的合影人数，大致能看出少年班学生规模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经历过一波增长，而后趋于稳定。
“那时候中科大少年班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神’一样的标识，能考上确实是非常（值得）骄傲。”闵万里，阿里云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中科大少年班1992级学生，入学那年14岁。“高一的时候参加了数学竞赛，得奖后在寒假去中科大参加集训，被老师苏淳教授推荐报考少年班。我们班上还有13岁入学的同学，大家（年龄）都在13～15岁。”
与现在不同，当时中科大少年班是五年学制。“少年班的教学方式是狠抓数理基础，不指定专业，到了大三下学期请学生自己选专业。”闵万里说，他至今仍特别感恩当年打下的数理基础。
毕业20年，每次提到他的教育履历，中科大少年班总是很“抢戏”，尽管此后闵万里去了常年位列各种大学排行榜世界前十的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但在外人看来，都不如“少年班”的求学经历更能证明他的“天才”。
闵万里并不认为自己“天才”，或许少年班的学生里有“天才”，但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天才”是一种过誉的形容，甚至是对他们努力的否定。
在他看来，少年班最宝贵的是在超常教育领域实践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知道如何对学生个性化因势利导，并鼓励批判性思考。这些让他至今受益。
少年班学院院长陈旸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中科大少年班能维持至今，经历了相当多的转变。“如果说少年班成立初期，我们的初衷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话，那么如今，我们更希望探索一条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