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的陌生人
李博和张咏第一次来还是2013年10月，当时，他们的目标是采集聋哑孩子的声音样本。
36岁的李博并非学音乐出身。2006年，他从中央美院壁画系毕业。工作之余，他化烟熏妆，玩吉他，也写批判社会的歌词，是个不折不扣的叛逆青年。
张咏后脑勺梳了个小辫，嘴角两撮小胡子。在李博眼中，他看起来就是个“搞文艺”的，和自己臭味相投。张咏总会被小十岁的李博的奇思妙想所吸引。
张咏算是圈内小有名气的贝司手，从玩摇滚、爵士、民谣的杂家转型到专注研究古典音乐的方向，“想回归到内心的平静中”，他将想法告诉好友李博。两人尝试将古琴与贝司融为一个乐器，并给新乐器取名“chen”，什么样的音乐能与新的古典乐器碰撞出火花？变成张咏心中盘桓的问号。
某天傍晚，他们闲逛至北京天坛公园附近，忽然听到一位卖艺的聋哑男子在街边嘶吼。“就‘噢’那两嗓子，很原始，一下把我俩震住了”，李博说。
经过红烛基金会的引荐，两人来到了这个重点扶贫县城，决定以教孩子们发声的方式采集不同的声音。
2013年底，时任校长周彩英从李博手中接过他的个人画册，里面是他在迈阿密、伦敦、新加坡等地办画展的作品。“两个在大城市里搞艺术创作的人，应该能给山里的孩子们与众不同的刺激吧？”周校长的初衷是，他们能把外面世界的缤纷色彩描述给孩子们。
周校长同意两个“陌生人”留下来，“唯一的要求是恳请你们不要借机消费孩子。”
聋哑班的孩子们被召集起来试音，结果却令两个“外来人”感到难堪，平日里围在老师身边“哎哎”乱叫的几个男生忽然没了声响。接下来的两周，李博和张咏几乎每天都来，陪孩子们打篮球，教他们画画，给他们买漫画书，孩子们似乎卸下防备。但每当李博提出发音，罗安强等人把右手小拇指放在脑袋边从头顶划下，用手语表示“不会，我不行”。
孩子们躲闪、胆怯的眼神让李博感受到，“他们潜意识里认定听力障碍是种缺陷，因而低人一等”，让他们发声就像是往这个伤口上撒盐，是怜悯，更是伤害。
“算了，别再为了自我创作折磨孩子了吧”，两人准备向校长辞行的那天，5岁的杨薇薇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啊”——一声长音。
李博回忆，“被薇薇那个声音击中了，心里软绵绵的，却充满希望”。他认为，有人主动发声，代表孩子们是受到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这时候离开，或许他们会遭受新一轮的打击。两人决定留下来，组建合唱团。
枯燥的训练
合唱团成立之初，李博和张咏从当年23个聋哑孩子中选出12人，尊重孩子们的自主选择。
起初，所有人都很迷茫。杨薇薇会喊“啊”，但她一直用胸腔发声，音高随心情忽高忽低，起伏不定。李博把她的双手分别放在自己的喉结和腹部，让她体会身体不同部位的振动频率，杨薇薇一脸疑惑。
罗安强几乎没发出过声音，他的舌头蜷在嗓子里不动。学校老师帮李博翻译，“舌头要挺直，摆在下颚”，他一次又一次地摇头。
“怎么教？”偶然一次，李博去校外给孩子们买冰棍，看到罗安强嘴里含着剩下的扁木条，李博想到用木条帮他按压舌头，大家又想出吹气球，吹纸条的办法，让孩子们理解体内气息的流动。
重复枯燥的训练持续着。李博两人每年不定时在凌云县待上三四个月，除去周末，下午4点放学后的两小时，成了孩子们“音乐”课外班。
无声合唱团坚持两年后，12个孩子都能平稳唱出“啊”的声音。但作为合唱团，孩子们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代表曲目。他们唯有一个笨方法——强化肌肉记忆。张咏将新的练习方法称之为“规制”，让孩子们把校音器放在嘴边，时刻看着自己的发音是否在规定的音符上，并根据校音器的红灯浮动指示随时调整。
周校长多次看到，罗安强等几个男孩子有时露出倦意，音高时常不准也会给孩子带来挫败感，“有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呢？”坚持到第三年，她反复问自己。
2014年11月，在“无声合唱团”成立近一年后，另一个听障儿童组成的公益性合唱团——“天津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诞生，这群孩子全部佩戴人工耳蜗。
“天津小海豚”合唱团的孩子们佩戴耳蜗后，外界声音会通过解码、编制成电信号，传达到他们耳中，有声世界的大门由此打开。
北京舒耘康复中心的主任陈淑云解释，听力障碍的孩子如果在3岁之前及时进行听力筛查与干预，并佩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学习语言的能力基本与普通孩子无异，若在6岁之前干预，也会有效。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听力语言康复的难度越来越大，开口说话也变难。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家长们并不了解听障的康复方法，更不知道约20万元的人工耳蜗可以帮助孩子恢复听力。被送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时，这群孩子的年龄已经超过六岁。广西医科大一附院的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广西有超过1万名18岁以下重度听力障碍的儿童需要接受治疗，且每年新增1000多名听力残疾患儿。
寻找未来路径
训练期间，有两个女生离开了无声合唱团：一个因家庭经济条件拮据，母亲患病；另一个去百色市读中职。
这群聋哑孩子多为留守儿童，何青东的父母在广东打工，秋露的父亲在南宁揽活，罗安强和杨薇薇的父亲在凌云县周边做工……他们为维持生计砌墙，锯木，在建筑工地附近吃睡数月，年收入三五万元，把钱寄回老家养活一大家子。
父母们一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和孩子们见了面，也是用蹩脚的文字和简单的手势进行交流。
廖老师把孩子们的训练视频发到家长群中，秋露妈妈听到孩子大声发出“啊啊”声音，说：“太难得了，以前在家里都不吭声的。”
更多的家长说的是：“挺好，试试吧。”
但邓国龙的爸爸却问：“学这个对我儿子将来升学有什么帮助么？”
周校长无法清晰地回答家长们训练合唱的现实意义。一直以来，在这个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的上升空间仿佛一眼能望到头：升入南宁、柳州或桂林的特殊教育学校读高中或中职，学习按摩、烹饪、美术等专业技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毕业后，他们或被广州富士康等邻近工厂招收，或者回到县城，找一份谋生的活儿。周校长在学校干了6年，她尚未看到除此之外的路径。
但在北京，舒耘康复中心的主任陈淑云回忆，据不完全统计，佩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的听障儿童，在得到专业康复训练的情况下，有半数以上的孩子升入普通大学，还有一些听力损失严重、助听补偿效果不佳的学生考入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针对听障考生设立的学院。
去年，周校长随同广西各地特殊教育学校的代表去南京。他们考察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这也是全国少有的几所面向听障、视障和轻度精神残障招生的本科高校。
周校长了解到，这所学校招收的近百名听障学生中，多是一二三线城市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高中生，“我们这边的孩子差距太大了，几乎不可能考上这所学校。”
“是不是他们最终只能在固有圈层徘徊”，周校长有时候也会迷茫。
但李博和张咏承诺过，总有一天会带孩子们走上更大的舞台。周校长抱以希望，孩子们能通过某种途径获得认可，看到另一种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闯入的陌生人
李博和张咏第一次来还是2013年10月，当时，他们的目标是采集聋哑孩子的声音样本。
36岁的李博并非学音乐出身。2006年，他从中央美院壁画系毕业。工作之余，他化烟熏妆，玩吉他，也写批判社会的歌词，是个不折不扣的叛逆青年。
张咏后脑勺梳了个小辫，嘴角两撮小胡子。在李博眼中，他看起来就是个“搞文艺”的，和自己臭味相投。张咏总会被小十岁的李博的奇思妙想所吸引。
张咏算是圈内小有名气的贝司手，从玩摇滚、爵士、民谣的杂家转型到专注研究古典音乐的方向，“想回归到内心的平静中”，他将想法告诉好友李博。两人尝试将古琴与贝司融为一个乐器，并给新乐器取名“chen”，什么样的音乐能与新的古典乐器碰撞出火花？变成张咏心中盘桓的问号。
某天傍晚，他们闲逛至北京天坛公园附近，忽然听到一位卖艺的聋哑男子在街边嘶吼。“就‘噢’那两嗓子，很原始，一下把我俩震住了”，李博说。
经过红烛基金会的引荐，两人来到了这个重点扶贫县城，决定以教孩子们发声的方式采集不同的声音。
2013年底，时任校长周彩英从李博手中接过他的个人画册，里面是他在迈阿密、伦敦、新加坡等地办画展的作品。“两个在大城市里搞艺术创作的人，应该能给山里的孩子们与众不同的刺激吧？”周校长的初衷是，他们能把外面世界的缤纷色彩描述给孩子们。
周校长同意两个“陌生人”留下来，“唯一的要求是恳请你们不要借机消费孩子。”
聋哑班的孩子们被召集起来试音，结果却令两个“外来人”感到难堪，平日里围在老师身边“哎哎”乱叫的几个男生忽然没了声响。接下来的两周，李博和张咏几乎每天都来，陪孩子们打篮球，教他们画画，给他们买漫画书，孩子们似乎卸下防备。但每当李博提出发音，罗安强等人把右手小拇指放在脑袋边从头顶划下，用手语表示“不会，我不行”。
孩子们躲闪、胆怯的眼神让李博感受到，“他们潜意识里认定听力障碍是种缺陷，因而低人一等”，让他们发声就像是往这个伤口上撒盐，是怜悯，更是伤害。
“算了，别再为了自我创作折磨孩子了吧”，两人准备向校长辞行的那天，5岁的杨薇薇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啊”——一声长音。
李博回忆，“被薇薇那个声音击中了，心里软绵绵的，却充满希望”。他认为，有人主动发声，代表孩子们是受到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这时候离开，或许他们会遭受新一轮的打击。两人决定留下来，组建合唱团。
枯燥的训练
合唱团成立之初，李博和张咏从当年23个聋哑孩子中选出12人，尊重孩子们的自主选择。
起初，所有人都很迷茫。杨薇薇会喊“啊”，但她一直用胸腔发声，音高随心情忽高忽低，起伏不定。李博把她的双手分别放在自己的喉结和腹部，让她体会身体不同部位的振动频率，杨薇薇一脸疑惑。
罗安强几乎没发出过声音，他的舌头蜷在嗓子里不动。学校老师帮李博翻译，“舌头要挺直，摆在下颚”，他一次又一次地摇头。
“怎么教？”偶然一次，李博去校外给孩子们买冰棍，看到罗安强嘴里含着剩下的扁木条，李博想到用木条帮他按压舌头，大家又想出吹气球，吹纸条的办法，让孩子们理解体内气息的流动。
重复枯燥的训练持续着。李博两人每年不定时在凌云县待上三四个月，除去周末，下午4点放学后的两小时，成了孩子们“音乐”课外班。
无声合唱团坚持两年后，12个孩子都能平稳唱出“啊”的声音。但作为合唱团，孩子们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代表曲目。他们唯有一个笨方法——强化肌肉记忆。张咏将新的练习方法称之为“规制”，让孩子们把校音器放在嘴边，时刻看着自己的发音是否在规定的音符上，并根据校音器的红灯浮动指示随时调整。
周校长多次看到，罗安强等几个男孩子有时露出倦意，音高时常不准也会给孩子带来挫败感，“有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呢？”坚持到第三年，她反复问自己。
2014年11月，在“无声合唱团”成立近一年后，另一个听障儿童组成的公益性合唱团——“天津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诞生，这群孩子全部佩戴人工耳蜗。
“天津小海豚”合唱团的孩子们佩戴耳蜗后，外界声音会通过解码、编制成电信号，传达到他们耳中，有声世界的大门由此打开。
北京舒耘康复中心的主任陈淑云解释，听力障碍的孩子如果在3岁之前及时进行听力筛查与干预，并佩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学习语言的能力基本与普通孩子无异，若在6岁之前干预，也会有效。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听力语言康复的难度越来越大，开口说话也变难。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家长们并不了解听障的康复方法，更不知道约20万元的人工耳蜗可以帮助孩子恢复听力。被送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时，这群孩子的年龄已经超过六岁。广西医科大一附院的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广西有超过1万名18岁以下重度听力障碍的儿童需要接受治疗，且每年新增1000多名听力残疾患儿。
寻找未来路径
训练期间，有两个女生离开了无声合唱团：一个因家庭经济条件拮据，母亲患病；另一个去百色市读中职。
这群聋哑孩子多为留守儿童，何青东的父母在广东打工，秋露的父亲在南宁揽活，罗安强和杨薇薇的父亲在凌云县周边做工……他们为维持生计砌墙，锯木，在建筑工地附近吃睡数月，年收入三五万元，把钱寄回老家养活一大家子。
父母们一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和孩子们见了面，也是用蹩脚的文字和简单的手势进行交流。
廖老师把孩子们的训练视频发到家长群中，秋露妈妈听到孩子大声发出“啊啊”声音，说：“太难得了，以前在家里都不吭声的。”
更多的家长说的是：“挺好，试试吧。”
但邓国龙的爸爸却问：“学这个对我儿子将来升学有什么帮助么？”
周校长无法清晰地回答家长们训练合唱的现实意义。一直以来，在这个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的上升空间仿佛一眼能望到头：升入南宁、柳州或桂林的特殊教育学校读高中或中职，学习按摩、烹饪、美术等专业技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毕业后，他们或被广州富士康等邻近工厂招收，或者回到县城，找一份谋生的活儿。周校长在学校干了6年，她尚未看到除此之外的路径。
但在北京，舒耘康复中心的主任陈淑云回忆，据不完全统计，佩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的听障儿童，在得到专业康复训练的情况下，有半数以上的孩子升入普通大学，还有一些听力损失严重、助听补偿效果不佳的学生考入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针对听障考生设立的学院。
去年，周校长随同广西各地特殊教育学校的代表去南京。他们考察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这也是全国少有的几所面向听障、视障和轻度精神残障招生的本科高校。
周校长了解到，这所学校招收的近百名听障学生中，多是一二三线城市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高中生，“我们这边的孩子差距太大了，几乎不可能考上这所学校。”
“是不是他们最终只能在固有圈层徘徊”，周校长有时候也会迷茫。
但李博和张咏承诺过，总有一天会带孩子们走上更大的舞台。周校长抱以希望，孩子们能通过某种途径获得认可，看到另一种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