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无声合唱团回来后，周校长相继接到各种邀约电话，电视台的商演，机构的站台活动，甚至还有出版商询问出书事项，五花八门。
“当然要拒绝，不然岂不是把孩子培养成敛财工具了？”周校长和李博、张咏商量，以后带有商业性质的演出和项目邀约坚决不接，若是政府牵头举办的，带有公益性的活动才考虑参加。
记者也纷至沓来，他们最关心的延展问题是：“音乐给孩子们带来了什么？”
老师们爱谈论秋露的变化，以前她哭得最凶，尤其每次与母亲分别时。在北京的24天，因为山里信号太差，秋露没有和母亲通上几次视频，她没抱怨，反而学着照顾同屋的杨薇薇，到哪里都拉着薇薇的手。
秋露母亲也感受到大女儿的微妙转变，以前她喜欢自己待着，和弟弟妹妹在一起时，大家常常为争夺电视遥控器扭打，“现在不争了，每周五下午都去幼儿园接弟弟放学，周六上午，她站在家门口，自己练习‘啊’的发声，手里打着‘V’字节拍，雷打不动两小时”，秋露母亲说，“她喜欢就好”。
罗安强和邓国龙也不像以前一样忧郁，更大胆和爱笑。
周校长没来得及告诉孩子们的是，县领导关注到无声合唱团的社会反响，打算给予学校更多帮助。
2018年11月16日，县政府批示，在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获得“深圳盐田区帮扶贫困寄宿生”的名额由31人扩增至79人（全校），也就意味着所有学生都能享受到包括800元/年的生活费，600元奖学金，三套衣服和350元的床上用品的补贴。另外，今年每个学生还能享受600元的生活补助拨款。周校长还为无声合唱团元旦成都演出活动申请了家长陪同的出行费用，几项开支共计12万元。
三项要求都是周校长思索很久之后申请批准的。“不能仅让这几个孩子迅速获得物质奖励，让他们对金钱形成依赖和欲望，而是让更多的孩子获益，反而能增强集体的荣誉感和团结性，又让无声合唱团的家长看到实际回报，更支持孩子们。”她说。
采访快结束时，我回到聋四班教室，让廖老师用手语帮我翻译了几个问题，“长大以后想去哪里？”
秋露、美萍说想去北京，薇薇喜欢厦门。
“喜欢唱歌么？以后还想继续唱么？”
三个女孩都笑着拼命点头。罗安强却不停地摆手，他更喜欢画画，不想将来离家太远。
更多人愿意看到积极的一面，但质疑的声音也没有消停过，“让孩子们花费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们不擅长的方向，真是正确的选择么？”一位拍摄“无声合唱团”的摄影师曾向周校长发问。
舒耘康复中心的陈淑云主任也表示不解，如果只教这些孩子一些固定发音，而不是教他们学会说话，理解他们的话语模式，那他们发声时永远不是依靠听觉反馈，而是凭感觉和肌肉记忆，对孩子的发展有实际意义么？
周校长说，孩子们利用的是教学外的时间，只当做一种兴趣爱好，并不会影响他们发挥额外的特长或参加其他文艺比赛，如果将来有正规团队在本校挖掘好苗子，学校绝不会阻拦。“目前，我们能为孩子提供的，也就是有限的这些资源了”。
李博多次被问到类似的问题，“我不知道，任何事附带的价值谁也无法预估，我不可能对孩子们的整个人生负责”。北京之行后，他也曾陷入深思，音乐对于无声合唱团的孩子来说，仍旧是一块空白，那我们做了什么呢？
“更多的是心理建设吧，让孩子们获得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李博称。
他解释，回看孩子们在北京演出的视频，孩子们的声音会抖，有几个音依然不准，但是台下很多人哭了。“我站在台上指挥，看到吹洞箫的蔡雅艺老师眼睛红了，张咏等好几个伴奏老师偷偷抹眼泪，我问了很多人，‘你们是出于怜悯吗’，大家都说是震撼和感动。”
冬至那晚，周校长叫李博、张咏去家里吃饭。聊至兴起，她忽然说，自己偶尔也困惑，孩子们是否在付出中收获了对生活的眷恋和信心。“只是人生苦短啊，当他们步入成年，回想起童年时光，有这么一段纯粹、快乐的日子，也是有意义的吧”。（新京报记者 赵蕾 实习生 黄雨馨）
“音乐”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无声合唱团回来后，周校长相继接到各种邀约电话，电视台的商演，机构的站台活动，甚至还有出版商询问出书事项，五花八门。
“当然要拒绝，不然岂不是把孩子培养成敛财工具了？”周校长和李博、张咏商量，以后带有商业性质的演出和项目邀约坚决不接，若是政府牵头举办的，带有公益性的活动才考虑参加。
记者也纷至沓来，他们最关心的延展问题是：“音乐给孩子们带来了什么？”
老师们爱谈论秋露的变化，以前她哭得最凶，尤其每次与母亲分别时。在北京的24天，因为山里信号太差，秋露没有和母亲通上几次视频，她没抱怨，反而学着照顾同屋的杨薇薇，到哪里都拉着薇薇的手。
秋露母亲也感受到大女儿的微妙转变，以前她喜欢自己待着，和弟弟妹妹在一起时，大家常常为争夺电视遥控器扭打，“现在不争了，每周五下午都去幼儿园接弟弟放学，周六上午，她站在家门口，自己练习‘啊’的发声，手里打着‘V’字节拍，雷打不动两小时”，秋露母亲说，“她喜欢就好”。
罗安强和邓国龙也不像以前一样忧郁，更大胆和爱笑。
周校长没来得及告诉孩子们的是，县领导关注到无声合唱团的社会反响，打算给予学校更多帮助。
2018年11月16日，县政府批示，在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获得“深圳盐田区帮扶贫困寄宿生”的名额由31人扩增至79人（全校），也就意味着所有学生都能享受到包括800元/年的生活费，600元奖学金，三套衣服和350元的床上用品的补贴。另外，今年每个学生还能享受600元的生活补助拨款。周校长还为无声合唱团元旦成都演出活动申请了家长陪同的出行费用，几项开支共计12万元。
三项要求都是周校长思索很久之后申请批准的。“不能仅让这几个孩子迅速获得物质奖励，让他们对金钱形成依赖和欲望，而是让更多的孩子获益，反而能增强集体的荣誉感和团结性，又让无声合唱团的家长看到实际回报，更支持孩子们。”她说。
采访快结束时，我回到聋四班教室，让廖老师用手语帮我翻译了几个问题，“长大以后想去哪里？”
秋露、美萍说想去北京，薇薇喜欢厦门。
“喜欢唱歌么？以后还想继续唱么？”
三个女孩都笑着拼命点头。罗安强却不停地摆手，他更喜欢画画，不想将来离家太远。
更多人愿意看到积极的一面，但质疑的声音也没有消停过，“让孩子们花费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们不擅长的方向，真是正确的选择么？”一位拍摄“无声合唱团”的摄影师曾向周校长发问。
舒耘康复中心的陈淑云主任也表示不解，如果只教这些孩子一些固定发音，而不是教他们学会说话，理解他们的话语模式，那他们发声时永远不是依靠听觉反馈，而是凭感觉和肌肉记忆，对孩子的发展有实际意义么？
周校长说，孩子们利用的是教学外的时间，只当做一种兴趣爱好，并不会影响他们发挥额外的特长或参加其他文艺比赛，如果将来有正规团队在本校挖掘好苗子，学校绝不会阻拦。“目前，我们能为孩子提供的，也就是有限的这些资源了”。
李博多次被问到类似的问题，“我不知道，任何事附带的价值谁也无法预估，我不可能对孩子们的整个人生负责”。北京之行后，他也曾陷入深思，音乐对于无声合唱团的孩子来说，仍旧是一块空白，那我们做了什么呢？
“更多的是心理建设吧，让孩子们获得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李博称。
他解释，回看孩子们在北京演出的视频，孩子们的声音会抖，有几个音依然不准，但是台下很多人哭了。“我站在台上指挥，看到吹洞箫的蔡雅艺老师眼睛红了，张咏等好几个伴奏老师偷偷抹眼泪，我问了很多人，‘你们是出于怜悯吗’，大家都说是震撼和感动。”
冬至那晚，周校长叫李博、张咏去家里吃饭。聊至兴起，她忽然说，自己偶尔也困惑，孩子们是否在付出中收获了对生活的眷恋和信心。“只是人生苦短啊，当他们步入成年，回想起童年时光，有这么一段纯粹、快乐的日子，也是有意义的吧”。（新京报记者 赵蕾 实习生 黄雨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