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生活高在云端：与洛克菲勒的曾孙女喝下午茶；受白先勇之邀，和林青霞一起听昆曲；白天在大到可以打乒乓球的阳台上读书；晚上看烟花在温哥华海港绽放；他的事业得到李兆基和克林顿的支持，他的大头照片挂在法国国家巴黎银行总部大堂的墙上。
一种显得过于接地气：带着脸蛋通红的孩子，在满是砂砾的农家院里转着圈跳舞；坐在脱了漆的桌边，操着有香港口音的河南话与老大娘聊天；跟着孩子走过枯草满地的乡村土路，也和志愿者吃塑料袋装着的熟食，用一次性杯子喝饮料。
1998年，曾任华尔街一家投行副总裁的杜聪在家乡香港成立了智行基金会，资助了河南、安徽、云南等10个省的2万多名“艾滋遗孤”读书。为此，他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赛赛奖。
前不久的一次周末，在一场与合作伙伴的“高大上”见面会后，杜聪与5个前来帮忙的在京受助大学生吃晚饭。卸下笔挺西装和头顶的光环，这个头发稀疏、身材矮胖的中年人挽起袖子，不由分说地把盘底的菜摊派到每个孩子碗里，要求“光盘行动”。合影时，他喊出惯用口号“杜聪肥不肥？”大家咧嘴笑道：“肥！”
乐于自嘲的杜聪曾是华尔街的青年才俊。先后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毕业后，这位自幼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天才少年如愿进入投行工作，29岁便成为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直到21年前，调职香港，他因项目原因赴内地农村考察，从此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河南农村，他一连走访了好几个村子，有的村子几乎家家都有艾滋病病人。“我从未遇到一个小小的地方竟有这样大的苦难。一户人家老中青三代受到‘贫困’、‘病’、‘歧视’的三重打击。”杜聪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上世纪末，河南一些农村遭遇了一场后来被称为“血祸”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潮。一些贫困农民卖血补贴家用，很多血站非法经营，共用针头，甚至在提取血浆后，把被污染过的血液注回卖血者体内，导致许多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
一位父母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大学生告诉杜聪，小时候，经常见到爸妈和同村人一起进城“献血”。另一位受智行资助的学生忆起儿时说，妈妈每次进城都带个面包回来，自己享受之余高兴地和小朋友攀比。后来才知道，这是妈妈卖血后给的营养品。
做过志愿者的杜聪对艾滋病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杜聪刚移民到美国，那时还没有HIV和AIDS两个名称，只知道很多人死于同一种怪病。与他亲近的中学老师因此丧命，患病的学生也被家长联名赶出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