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本来我刚入狱的时候就想跟您联系，但是我没脸，是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就彻底地变了。我恨，我恨所有的一切，我不愿母亲离开我，我想把她留住。”
他常说，“每一个孩子的失败，也是我们工作的失败。”他眼见那些孩子们背负的苦难太重，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太少，一度濒临崩溃，在夜里痛哭。
朋友的开导帮他渐渐摆平了心态，他把智行资助的孩子称为“小海星”，寓意是：海滩上搁浅了数不清的海星，尽管无法一一抛回大海，但每救一个，对被救的那只海星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杜聪说，他在等那个写信的孩子出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多一次机会”。他每天抽时间和孩子在QQ、微信上互动，帮助选专业，帮忙介绍实习机会，甚至传授恋爱心得，为孩子“树立一个正向的长辈形象”。
对低龄儿童，杜聪发起艺术疗伤项目，通过画画、歌舞等方式帮助孩子消化悲伤。有孩子画了阳光下五颜六色的坟头，墓碑上用彩笔写着爸爸、爷爷、大伯；有孩子画了《我的小伙伴》，是七头猪和两只小猫，“平时没有人和我玩，我就和它们说话”。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学前班的小女孩儿画了连环画。画上，她对躺在病床上的妈妈说：“妈妈，不如你卖了我吧。卖了我，就有钱买药来治你的病了。”紧接着的另一幅中，她说：“妈妈，不要紧的，等我长大以后我会回来找你的。”
艾滋病病毒带走了他们的亲人，但没有带走他们对世界的好奇。支教的工作人员说，上课时讲到动物，孩子们眼睛瞪得大大的，问北京来的老师，“动物园里有骆驼吗？”老师说“有”，孩子们“哇”一声惊呼。然后又问，“有长颈鹿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又惊喜地“哇！”。一连问了十几种。
从2005年开始，智行每年组织夏令营。在杜聪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这些农村艾滋病家庭的孩子，有机会来到北京、上海和香港，参观企业、学校、博物馆，第一次出远门，喝咖啡，吃意面，第一次在五星级大酒店喝下午茶。
“给穷孩子看富人的生活不一定是坏事，”杜聪说，“让他们知道有人是这样生活的，然后告诉他们，要过这样的好日子，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奋斗，给孩子们树立奋斗的目标。”
在现实中，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依然存在。夏令营的孩子曾遭到工作人员的白眼，一家餐厅的老板直接拒绝他们用餐。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医学生在微博吐槽，尽管明知不会传染，接诊艾滋病患者后，带教老师还是让他们赶紧洗手，他也只能把自己的秘密藏得更深。
杜聪觉得，某种程度上，他能够理解那些孩子的心情。20多年前移民到美国时，读中学的杜聪也曾被排斥，早年间父母离异让他觉得孤立无援。
“我也有各种被歧视的地方，”杜聪大声说，“社会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不只是艾滋病患者，丑、穷、胖、矮、同性恋，每个人都有被歧视的点，勇于面对不代表不被歧视，而是不被别人的歧视伤害。”
曾经，这位投行副总裁的梦想是，退休后在瑞士林间买一栋小木屋，安静地享受生活。而今，他希望自己的公益理念广泛传播，让公益通过一个环保袋、一个面包，进入人们的生活。
他在微博上转发香港导演许鞍华的一句话，向所有人发问：“你所处的时代，有什么特别看不顺眼的，你去尽力把它改变，那也就接近黄金时代了。你活在你的黄金时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