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杜聪惊讶的是，时隔十多年，即便是艾滋病多发的河南村庄，依然有很多人没听说过这种病。他担心美国当年的悲剧再次出现，回到香港后毫不犹豫地成立了智行基金会。后来干脆不顾家人反对，辞掉了年薪百万的投行工作，全职做公益活动。
当时，艾滋病仍被视为禁区，杜聪不得不像“打游击”一样去农家走访，运用私人关系低调筹资。
从2002年起，智行资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上学，人数从第一学期的127个，很快增加到近400个。他从不预定名额，每到一个村，凡是符合资助条件的家庭，每家都帮，防止家长为了争夺资助名额带孩子“扮惨”。
杜聪要求工作人员，家访时不能直接给钱，带人参观基金会为帮扶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开办的环保袋工厂时，也严格要求来人不能当时掏钱购买。
在他看来，慈善绝非施舍，“不要剥夺他们的尊严”。 从没为钱发过愁的杜聪开始做噩梦，梦见自己筹不到钱了，不得不跟孩子说“明天起，你们又没有学上了”。
直到现在，智行基金会已经获得众多国内外大品牌的稳定支持，杜聪有时仍忍不在微博上吐苦水：“当你有几千个孩子要养，而大部分还在读初中小学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都缺。”
杜聪每年要在高校、公益组织和企业进行四五十场演讲，还时常要在全世界飞来飞去筹资。员工们最受不了的是，“工作狂”杜聪白天太忙了，时常凌晨一两点组织开会。而杜聪最坚持的是，亲自面试每一个申请资助的大学生。
“他们将来事业有成时，上学这个钱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但他们或许会记住这次谈话。”他说。
五一假期的夜晚，杜聪的声音有些疲惫，他参加了一天的基金会迎新活动，还要继续与每位大学生面聊。他希望，“借此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心，继续帮助更多的人”。
从2005年起，每年暑假都有一两百位受助大学生回到家乡，进行家访、开设兴趣班，以自身经历鼓励“艾滋遗孤”。
杜聪自豪地说起，现在智行的全职员工，有70%是以前受过资助的孩子，有几个已经做到了项目主管。
他常在微博上“晒幸福”：他曾担心活不下来的孩子学了中医，还监督他控制血糖；以前吃不饱饭的孩子学会了烤面包，还在世界级的面包比赛获了奖；上不起学的孩子毕业后回到家乡贷款创业，帮扶受艾滋病影响的老乡……
杜聪甚至作为证婚人、“叔叔”、“爸爸”，参加了不少智行孩子的婚礼。“对一个没有亲生孩子的人来说，能不断地嫁女和娶媳妇，是福气。当然，我宁愿把福气还给他们的亲生父母。”他在微博上感慨。
杜聪坦陈，刚开始做慈善时，压力大于快乐。一位病床上的母亲，瘦得肋骨凸出，眼窝深陷。去世前两三天，她双眼亮亮地盯着杜聪，求他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去年夏天的一天，杜聪坐在星巴克，拿着一张格子稿纸，边看边哭。那是那个被托付的孩子，从监狱写给他的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