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关于生活真的没有想太多，年轻人也不太会去考虑怎么规划，怎么经营自己的人生，每天都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好
中年的危机感不止在董磊的生活中弥漫。
“口水军团”成员明明做过生意，卖过两年服装，因为受电子商务的冲击，也做不下去了。2009年，他去上海待了四五个月，做DJ。但是又感觉上海对外地人有歧视，终于又回到了杭州。
军团成员冯飞端起了照相机，从零学起做了一个摄影师，几乎完全跳出音乐圈。
另一成员汪洋也忙着谋生。他在乐队解散后先是带着几个人做自己的广告公司，后来团队一并加入了太太的家族企业。
“当时真是穷的没办法了，不得不去干活儿。”汪洋说。见到记者时，他刚结束一个会议。时间是下午1点，还没来得及吃午饭。
“有时候，想想真的是不知道青春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汪洋叹了一口气说。年轻时候混过十几个圈子的汪洋，如今每天为工作上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他早已把曾经的爱好收拾起来，开口闭口谈的是企业管理。
汪洋曾经有种想法，把年轻时玩过的事物，每项留下一两件纪念品，陈列在办公室里。但是这些散落在各处的物品，实在太难打捞了。
而那段青春岁月完全不同。那几年，杭州房价刚开始上涨，不过这些刚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并不担心这些。董磊把自己赚到的几乎每一分钱都用来买乐器，而冯飞则因为乐队排练，一声不吭就辞了职。
“每天都是蹭吃，蹭喝，蹭睡。”坐在钱塘江边的咖啡店里，冯飞说。曾经有几天，他天天混在汪洋家，“把他家的米都吃完了”。汪洋也有一段时间天天住在董磊家，以至于董磊的母亲对他都没什么好脸色。
汪洋记得，那个时候几个人穷极了。到饭馆里只敢点最便宜的拌面。三块钱一碗的面，还要恳求老板能不能来半份。
《贱儿饭》（意思是吃饭不给钱）就在这种状态下被创造出来。“贱儿饭，老酒吃饱；贱儿饭，表（不要）付钞票；贱儿饭，贼头狗脑；贱儿饭，苦头吃饱”。
“那个时候关于生活真的没有想太多，年轻人也不太会考虑怎么规划，怎么去经营自己的人生，每天都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好，那就写首歌玩玩。”董磊说，“每首歌写完都很激动，我也能写出这么好的歌。”
《贱儿饭》写出来，“口水军团”真的火了。一位当时上初中的女生记得，这首歌成了他们的“班歌”，时不时都会拿出来唱。对于不少杭州的80后来讲，这首歌和周杰伦的专辑，一起成为他们叛逆时期的音乐记忆。
外表文静的小吴，到现在仍然记得在那个MP3还不算流行的年代，她把录有“口水军团”音乐的MP3藏进宽大的校服里，躲着老师偷偷听的岁月。在杭州一所重点中学读书的小祁，则会在每次到KTV的时候，拿着话筒吼两句《贱儿饭》过瘾。
“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都还是循规蹈矩的，虽然心里面会偷偷地想着怎么肆意妄为一下。所以听到他们歌词里那些不入流的话，就有一种莫名很爽的感觉。”回忆起这些用最底层杭州话写成的歌曲，一位已经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杭州80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