⒉生活：三期叠加压力大，渴望能再“体面些”
“今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和爸妈撒谎说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了。”32岁的小何老师老家在河南，目前在沈阳一家高校中文系教书，已步入大龄的她，目前仍然单身。
“回去过年就怕亲戚邻居问这问那，更怕父母催婚。我读完博士就已经30岁了，又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怎么都得耽误个一两年，现在女博士学历高，交际面也窄，所以也就成了大龄‘剩女’。”
大连某高校青年教师曲成新2015年博士毕业来到该校工作。妻子目前还在北京读博，孩子刚刚3岁，家里只有他一人工作，“我爸妈都是农民，他们拿出了全部积蓄、四处借钱帮我凑齐了购房首付款，现在生活支出加上房贷，每月的花费近8000元。”小曲在学校外边找了个兼职，挣钱贴补家用。
“现在的青年教师，哪一个不是读了20余年的书才到高校的？可是一旦到了高校，除了工作压力外，结婚生子、购房买车等，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大连某高校的教师萧明忍不住倒起了苦水。“细细算来，现在每个月我所有工资补贴加在一起不过5000元，学校周边的房价已涨到每平方米1.4万元。一些有商业头脑的青年教师，有的在民办培训机构做兼职，有的开起了淘宝店、做起了微商，然后让学生帮忙打理和推销，还冠以勤工俭学和大学生创业的名义。年轻老师一旦选择这条路，还谈什么学术呢？”
记者约曲成新访谈时，正赶上他在整理各种发票，餐饮、住宿、打车、购物等，各式发票忙了一下午。“目前我最苦恼的是报销科研经费，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面对的。文科方面的科研经费一般都是1万元到20万元之间，很多文科项目需要的物质设备少，却极消耗脑力，现在项目结项管理越来越严，每做完一个项目都要脱一层皮，一想到报账的繁琐严苛就浑身不自在。”
“我们那个博士班的同学找工作，首先不是看学校的名气，而是看哪个学校给的安家费高，哪个学校能够提供住房。”刚刚在辽宁某地级市找到工作的秦中告诉记者，来到这里，学校兑现了承诺：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和1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你也可以说我势利，但是我都34岁了，还要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与他同期毕业的10位博士，7位都去了三线城市。
“刚择业时，看到身边一些同学留在了北京，心里也默默发誓，都读到博士了，一定要留在这里。”可择业过程中的一次次碰壁，让今年34岁的山东人张军逐渐清醒下来，“想留北京，重点院校基本没戏，人家不是要‘海归’，就是要求有北京户口或者是学术带头人，去一般院校顶多做个辅导员，心里有些不甘。现在我在沈阳一个月工资基本能买一平方米房子，爱人在这里也找到了工作，非常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张军如今在沈阳某211院校土木工程学院工作。
今年寒假小张老师带着家人去了趟上海，“这期间我拜访了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同学，他们夫妻也都是农村的，留在上海工作后倾尽两家的积蓄买了一套面积约60平方米的房子。那个楼是1980年建的，略显破旧，结构也不合理，父母来时就在客厅放一张折叠床。他们两人每天都在学校，很晚才能回家，35岁了还没要孩子。”
吴鲲鹏的境遇也代表了一大批“青椒”面临的困境。他来自河南农村，上博士之前已经结婚，爱人在老家。“现在读博士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有工作有家庭的，像我那一届，183个博士，有103个都有孩子和工作。”
博士毕业时，他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打算，选择了杭州的一所学校。然而刚在学校工作两个月，他就感受到巨大压力，“自己每月的工资只有四五千元，爱人无法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找到一份待遇很低的工作，孩子也无法照顾。”
“我的一个同学也在杭州一所高校工作。他老家在江西农村，还要补贴父母，为了多赚点钱，超负荷工作，教了很多课，也申报了很多课题，3年后积劳成疾，这件事对我刺激极大。”小吴老师决定离开杭州，来到了辽宁南部的一所二本院校，两年后，他用学校的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购买了一套将近160平方米的房子，给自己布置了一个大大的书房。
“没有了生活的压力，我的心情也渐渐平复，能安心读书了。”毕业不到5年他就评上副教授，还获批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和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仅在核心期刊就发表了20余篇文章。
谈到这5年“逃离”一、二线城市回到小城市的经历，小吴老师感觉还比较满意。“对于那些仍然在一、二线城市高校和科研部门苦苦打拼的青年教师，我深切理解他们的艰辛和诉求。现在传播技术如此发达，不管在哪里都能便利地获取各种学术资讯。也许他们可以走一条迂回的道路，先到一个压力小的地方把生活安顿好，把身心调整好，等经济和学术上都有积累之后再尝试回到一、二线城市重点大学。在二本院校，学术平台的影响力、工作单位的知名度确实影响项目的申请和成果的发表，这是到三、四线城市二本院校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只要足够努力，这些困难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
⒊职称：希望与失落，在年复一年的努力中循环往复
清晨，辽宁某体育院校的乔老师一大早把4岁大的女儿送到幼儿园，然后赶到学校上课。上课之余，他还要抽出时间带半身不遂的父亲去做康复。“这点生活压力对我来说不算啥，都可以克服。真正的压力来自学校，比如科研、课题和晋升职称那些事儿。”
乔老师说，现在学校采取的都是“定员定编”，“一个萝卜一个坑”，也就是说关于岗位和职称都是限定好名额的。比如他们教研室，假设有3个副高指标限额，如果名额满了，无论青年教师多优秀，都难有晋级机会。
“如果每天只围绕着教学和科研做事我会很快乐的。”乔老师对于“单纯”的高校充满向往，“但各种评估、各种考核扰乱了我的工作和我的心。”从申请课题到报销课题经费，从写作到联系出版，科研得跟着程序跑，让教师们无法淡定。不少时候，各种评估、考核、完成课题、出书的终点只有一个——评职称。
青年教师必须面对的现实是，高校高级职称有一定的比例限制，经过多年职称评审，名额已基本饱和，只有等待老教师退休，空出若干名额。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希望与失落，在年复一年的努力中循环往复。
目前，多数大学规定博士生毕业进大学工作后先当讲师，3年后可申请副教授，而实际上很多高校讲师晋升副教授的年限在4至6年之间；晋级副教授5年后可申请教授，而7至9年后才晋级的也大有人在。
“我们这个学校，现在助教、讲师有400多人，学校每年还要招收50多名青年教师，而学校每年获得副教授职称的老师不到20人。”辽宁中部一所高校的副校长有些无奈。
“每个学期开始，学校人事处、科研处都会下文件、开会，强调科研、论文、课题的重要性。在我们这里，你如果要想评副高，必须有1部专著、3篇全国核心期刊论文，同时还要承担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项目两项。”在沈阳某高校工作了3年的教师余启明说。
“年轻教师申请课题中标率太低。课题申请一般都会看申报者承担过哪一级的课题，那些默默无闻、白纸一张的年轻人很难入评委的法眼。自己拉不来课题，只能跟着老先生们做。尽管可能活干了不少，但发表论文时署名排在最后一个，因此奖励和排名总是靠后。”刚刚完成一个省级课题的青年教师李洋心有不甘。
小李老师的电脑里，存着每一年学校发布的职称文件，“每年我们学校评定职称的申报条件都有变化，以前要求论文3篇，现在则要求5篇，其中3篇需要发在核心刊物；以前学校要求有课题即可，如今则要求必须有省级课题，甚至是国家级课题。学校晋升职称的标准越来越细，越来越严，这其实是个表象，名额就那么多，要求却越来越高，只能让老师们想尽各种办法，这也导致一些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
“指标细化了，标准严格了，这样才能够保证学校的学术研究成果在省里或者全国有位置，然而这样‘唯GDP主义’逼出来的早出活儿、快出活儿、多出活儿，真正的学术价值又有多少呢？又有多少老师背离了最初的专业和爱好，为了完成指标才去搞研究的呢？”辽宁某大学一位已退休的副校长这样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