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北京市少年宫建宫整整60周年，本是个该隆重纪念的大日子，少年宫却没有大肆宣传，只是低调地在迁入不久的新址举办了一个教学成果展。
为了这次展览，少年宫的老师们翻出不少稀罕的老照片。从建宫时少先队员在景山除草，到第一批射击队组员练习瞄准，从新年联欢会上孙敬修爷爷扮演新年老人，到生物组组员在菜地里收西红柿……看着这些照片，不少老辅导员、老同学禁不住热泪盈眶。
一个甲子过去了，当年朝气蓬勃的少先队员，如今已是垂垂老者，但是提起少年宫，他们的声音和眼神似乎又回到了当年。不止一名老同学对记者说，在少年宫活动的日子是他们最美好的童年记忆。在这里，他们学到了知识，收获了友情。少年宫是他们梦启航的地方。
选址景山
1954年10月的一天，北京市少年之家主任徐永江来到故宫博物院，拜访院长吴仲超。一见面，徐永江便表示，他是受共青团北京市委之托，为办少年宫的事来找吴院长的。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教育事业迅速走上正轨。不但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不断提高，而且大家对发展校外教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52年，在北京市教育局和共青团北京市委的推动下，北京第一所校外教育单位——北京市少年之家在北海公园北岸的阐福寺内成立了。
少年之家成立后，立刻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合唱、美术、航模、器乐等各种兴趣活动纷纷开展起来。后来传唱了几十年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就是以少年之家为背景创作的。
不过，少年之家成立不到两年，老师们就明显感到，局促的活动场地无法满足孩子们的课外活动需求。仅1953年1月举行的少年航模家集会，就有800多名航模爱好者参加。小小的少年之家不堪重负。
另一方面，随着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陆续进入入学年龄，北京的教育发展也严重跟不上形势。由于缺乏校舍和师资，许多学校实行二部制。家长们反映，孩子们只上半天课，另外半天没人管，亟须发展校外教育将孩子们组织起来。因此，团市委和市教育局都感到，有必要办一个更大的少年宫，以解燃眉之急。
得知徐永江的来意后，吴仲超想了想说：“故宫里的慈宁宫合不合适？”
常看清宫戏的读者对慈宁宫肯定不会陌生，它位于故宫内廷外西路隆宗门西侧，是历代皇后的寝宫。慈宁宫前面有个慈宁花园，在故宫中自成一体，环境非常好。但徐永江觉得在那里建少年宫不太合适。少年宫是校外教育机构，孩子们每天下午放学后才来活动，可故宫下午4点半就关门了，时间上显然不合适。另一方面，以后少年宫规模扩大，也不可能再向外扩展了。
吴仲超了解到少年宫的特点后说：“少年宫是要有个大地盘。现在有个大地方，我领你去看看。”于是，他便领着徐永江一路走出神武门，径直来到对面的景山。
景山1928年开辟为公园，多年来一直归故宫博物院管理。在没有高楼大厦的年代，这里一直是北京市区的制高点。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景山一直没有对外开放，而是由华北防空司令部驻扎。1954年左右，防空部队逐渐撤出，景山正好空置下来。徐永江随吴仲超在景山前后转了转，感到非常满意。当时的景山虽然杂草丛生，荆棘满园，但院落宽敞，房屋众多，非常适合少年儿童开展活动。
从故宫回来后，徐永江就向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和分管中小学工作的团市委委员沈善齐做了汇报。大家都对景山非常满意，于是便决定给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报告。负责执笔的徐永江在报告中开列了在景山开办少年宫的种种优点：地方大，房屋多，便于开辟儿童游乐场，还能种花种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而且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开办少年宫，在国际上也会赢得赞誉。
7天后，彭真同志的批示回来了：“同意。但不要装设广播器等，致扰乱周围办公机关和居民。”
团市委的同志们看到批示，喜出望外。不久，文化部就将景山公园移交给北京市管理。北京市政府决定将景山公园南半部交给市园林局开辟为公园，北半部交由团市委和市教育局筹办北京市少年宫。
苏联专家支招
1955年春天，北京市少年宫筹备处正式组建。当时的景山杂草丛生，荒凉无比，唯有南门内原来供奉孔子牌位的绮望楼尚堪使用。于是，少年宫筹备处居楼上，景山公园筹备处居楼下，同时办起公来。
团市委负责少年儿童工作的江礁被任命为筹备处负责人。同时，少年宫最早的一批创业元老，也陆续从全市调来。今年已93岁高龄的任光远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我是第一个拿钥匙开景山大门的人。”任光远原本是北京十三中的生物老师。当时，十三中生物组搞得有声有色，不但有各种动植物标本，还养了许多小动物。任老师和另一位老师还专门去青岛采集过海洋生物。任老师估计，大概团市委看他们搞得挺热闹，就把他调进了少年宫。
后来任光远听说，彭真同志发过话，“团委要谁，就给谁。”果然，团市委选派到少年宫筹备处的都是精锐部队。后来曾担任过少年宫主任的李友唐，也是那时调到少年宫的。当时，他在广安门第一小学教历史。有一天，领导突然对李友唐说，要调他去石景山办少年宫。他也不知道少年宫具体是干什么的，心想反正是带孩子们玩儿呗！后来报到时，才知道原来是去景山筹备北京市少年宫。
与李友唐一样，当时少年宫的筹备者们，谁也不知道少年宫该办成什么样。少年宫这个概念最早是从苏联传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全社会都在学习苏联，团中央也派代表到苏联学习校外教育。代表们不但参观了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少年宫、莫斯科少年之家，还带回来许多少年宫的工作计划和资料。筹备少年宫时，江礁、徐永江二人到团中央，将这些资料借了回来。
至今，北京市少年宫档案室仍保存着这些资料。苏联少年宫的许多活动，即便今天看来也令人耳目一新。苏联的校外教育种类很丰富，包括少年宫、少年之家、儿童剧院、儿童铁路、少年自然科学家站、少年旅行家站等。儿童剧院和木偶剧院经常上演小朋友们出演的课本剧。儿童铁路上司机、列车员和乘客都是孩子，成人只在一旁辅导、保障安全。苏联最长的儿童铁路在格鲁吉亚境内，全长达6公里。少年自然科学家站大概相当于儿童农场，孩子们在那里种葡萄、养兔子。在少年技术家站里，孩子们则在工程师的指导下制作航模、研究汽车发动机和无线电。少年旅行家站类似于今天的夏令营，假期经常组织学生四处游历。从后来兴趣小组设置上看，少年宫显然受到苏联经验很大影响。
除了学习文字资料，团市委还先后请来苏联专家，当面征询意见。苏联城市规划专家巴拉金对在景山办少年宫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景山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景山附近交通也不复杂，有利于保障少年儿童的安全。少年宫可以利用景山里的古建筑，非常经济实惠。随着日后发展需要，还可以再补充修建新建筑。巴拉金唯一觉得美中不足的是景山里没有水，无法开展水上运动。在李友唐看来，巴拉金的大部分意见是对的，只是在景山内补充新建筑这点，不利于保存古建筑风貌。事实上，少年宫也没有在景山内大拆大改。2014年少年宫搬出景山时，古建筑基本保持了原样。
教育专家安德洛索夫给少年宫筹备处带来一本苏联的《校外儿童教育机关条例》。他介绍，苏联少年宫的第一个任务是发现、培养各种各样有天才的儿童。他认为，应该把北京市各种天才儿童，都集中到少年宫里来培训。不过，北京市少年宫从未使用过培养“天才儿童”的说法。从这一点看，我们的少年宫比苏联少年宫，显得更加亲民。
安德洛索夫谈到，少年宫的工作范围很广，所以一定要争取多方面的帮助，如科学院、各大学、体育学院、艺术学院以及工厂企业的帮助。如果不争取各方面帮助，即使人再多一倍，也很难开展工作。这一意见，显然给了少年宫很大启发。后来，少年宫的很多辅导员都是从各工厂、学校、俱乐部、剧团甚至部队请来的。许多受访的老师都提到，如果没有他们无私的支援，少年宫不可能开展那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